第437章
兄弟们每次去宁江府抢,为什么那么顺利,还不是有当地人给带路,那宁江知府就是个傻子,前两年我们抢山东边的县,兄弟们都没打进去,最后无功而返,结果那知县报给知府说我们洗劫了他们县。
那傻子知府不找人去看就信了,免税两年税不说,还给钱安抚,全县人都乐傻了,开了这个口,隔三差五都有人盼着我们去抢,到后面有些县甚至找人来跟我说话,给钱让我去抢,还有人带路,哈哈哈…
你说他怎么治,就是他皇帝爷爷来了也没法。
真抢的是江宁北边那片,那些狗日的当年杀我们父辈,男女老少都不放,我们跟他们是血海深仇。
过两天找人问问,那个平南王哪天上任,那几天避下风头就行。
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怕什么。”
…
王府大船出开元,要过一次市舶司的检。
也只有进出开元的船都要受检,因为这是京城事关皇家安危。
市舶司官吏知道这是王府大船,所以向来不会为难,李长河又是新军指挥使加枢密院身份,在船上加装武备也合法。
但带兵却有严格要求,即便他是平南郡王,冠军大将军加京北转运使,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需要出示虎符,他自然有虎符。
平南王北上天大消息,市舶司也知道,看虎符只是走个过场。
十几名官吏上船,象征性的游走一遍,然后便下了船,开示过检文书。还有五六名官吏要北上,想乘船,他也答应了,可李长河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又想不起哪里不对。
除此之外,市舶司管的主要是对外国贸易。
宋朝时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景国也是如此,虽西夏的存在阻断西北丝绸之路,也正是如此,加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使得海远发展起来。
更多船只出海,更多商人和东面的倭国、高丽、西亚众国通商。
而市舶司,起初就是为管理那些出海商人而设立的,督检京城船只只是后来加进去的次要职能。
景国重最要的贸易伙伴是高丽、辽国、西夏、大理和倭国。
日本在汉朝时期受汉皇帝封为“汉倭奴国王”,又在三国时期收魏国皇帝封为卑弥呼,既亲魏倭王,那时候中央帝国力量强大,不止倭国,很多附属国也老老实实。
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从汉到唐朝,倭国日益强大,野心也随之壮大,开始逼迫朝鲜半岛的国家纳贡。
那时候唐朝正好把百济打到几乎快亡国,倭国觉得时机到了,是时候扶持百济,从而主导地区形势。
但没想到的是踢了铁板,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一战,大败兵力是他三倍多的倭国和百济联军,随后百济、高丽灭亡,朝鲜半岛只保留下站在唐军一边的新罗国。
倭国那时开始学习唐朝文化,学了一些汉字之后,觉得倭国不好,是蔑称,改了国号,还请示过唐朝皇帝认可,想让唐朝称他们为日本。
其实当时唐朝并未怎么看重倭国,所以也没有太过在意,口头上答应,之后还是一直叫倭国。因为唐朝最盛时疆域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从头到尾灭亡的国家叫得上号的就有接近三十个,还有更多西亚一代类似部落的说不上名的小国,自然也不会在意。
但有趣的事情在于,宋朝对外贸易发达,而高丽,倭国等因为惧怕中国实力,所以对外贸易的态度采取消极防备的态度,虽然开放贸易往来,因为不开放会得罪中国,那时很多倭人对中国的印象,因信息交流困难的缘故,还留在赐予倭国称号的强汉,还有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的盛唐之间。
所以对待贸易,既想保守排斥,有不敢得罪。
这种态度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明朝开始,对外贸易的态度反过来,反倒是中国变成保守的那方,开始设海禁,不设海关。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衰落的额根自清开始,其实并不是,因为明清一脉相承,如果说清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明也有问题,二者都是高度集权到扭曲的帝国。
这和之前的所有王朝都是不同的,宋朝及其之前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和明清对外贸易的保守打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也因为高度集权的中央对海权的畏惧和不安。
海洋就是权力的真空,在那里,别说皇帝,天皇老子都管不着,这种情况下,皇帝当然不安,对于权力的不安,带来的就是海禁,闭关锁国。
如果在宋、唐、汉之类的朝代,很难出现这种局面,因为那时“忠义”并不盛行,想要形成明、清那样的高度集权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时候几个丞相,大将军等的权力都能制约皇家权力。
到宋朝,商贸之发达出乎意料,根据记载与宋朝贸易的外国有再录名字的大大小小六十多个,但宋朝打仗的本事和他们经商想比却真的是惨不忍睹,大概是因为文悦武嬉的风气影响。
李长河叹口气,下其实比起明清算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中央集权远远不如那时,现在皇帝即便强势,但冢道虞,德公等人都能节制。
世上没有绝对的是,事情也不是非好既坏,比如争权夺利,争权夺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贬义,可恰恰只有权力的争夺才会有制衡,一旦权力失去制衡,变得至高无上就是最坏的结果。
一提至高无上,人们就会想到皇帝,但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更加靠近明朝和清朝,所以受极度集权王朝的影响,就会认为如此。
但其实宋及其之前的皇帝,远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汉朝有很长一段时间,皇帝甚至只是印章子,意思就是朝廷大臣决定事情,然后皇帝负责盖章。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特别是远离中央的地区,也限制于交通技术,通信技术等原因,很多时候就是收收税而已。以福州为例,苏州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实际上是一块飞地。
朝廷对福州的控制仅限于从海上过去收税,然后声称控制,就算历来知府任命,都要看福州自己的的政治风向,只要朝廷给面子,福州自然也默认为朝廷治下,朝廷如果有需要,福州人也会出兵。
而江州西侧,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的太原府大概就是这样情况,那里也是祸乱的根源,前世大名鼎鼎的的杨家军就是出自哪,只是不知道如今有没有威震天下的杨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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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傻子知府不找人去看就信了,免税两年税不说,还给钱安抚,全县人都乐傻了,开了这个口,隔三差五都有人盼着我们去抢,到后面有些县甚至找人来跟我说话,给钱让我去抢,还有人带路,哈哈哈…
你说他怎么治,就是他皇帝爷爷来了也没法。
真抢的是江宁北边那片,那些狗日的当年杀我们父辈,男女老少都不放,我们跟他们是血海深仇。
过两天找人问问,那个平南王哪天上任,那几天避下风头就行。
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怕什么。”
…
王府大船出开元,要过一次市舶司的检。
也只有进出开元的船都要受检,因为这是京城事关皇家安危。
市舶司官吏知道这是王府大船,所以向来不会为难,李长河又是新军指挥使加枢密院身份,在船上加装武备也合法。
但带兵却有严格要求,即便他是平南郡王,冠军大将军加京北转运使,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需要出示虎符,他自然有虎符。
平南王北上天大消息,市舶司也知道,看虎符只是走个过场。
十几名官吏上船,象征性的游走一遍,然后便下了船,开示过检文书。还有五六名官吏要北上,想乘船,他也答应了,可李长河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又想不起哪里不对。
除此之外,市舶司管的主要是对外国贸易。
宋朝时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景国也是如此,虽西夏的存在阻断西北丝绸之路,也正是如此,加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使得海远发展起来。
更多船只出海,更多商人和东面的倭国、高丽、西亚众国通商。
而市舶司,起初就是为管理那些出海商人而设立的,督检京城船只只是后来加进去的次要职能。
景国重最要的贸易伙伴是高丽、辽国、西夏、大理和倭国。
日本在汉朝时期受汉皇帝封为“汉倭奴国王”,又在三国时期收魏国皇帝封为卑弥呼,既亲魏倭王,那时候中央帝国力量强大,不止倭国,很多附属国也老老实实。
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从汉到唐朝,倭国日益强大,野心也随之壮大,开始逼迫朝鲜半岛的国家纳贡。
那时候唐朝正好把百济打到几乎快亡国,倭国觉得时机到了,是时候扶持百济,从而主导地区形势。
但没想到的是踢了铁板,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一战,大败兵力是他三倍多的倭国和百济联军,随后百济、高丽灭亡,朝鲜半岛只保留下站在唐军一边的新罗国。
倭国那时开始学习唐朝文化,学了一些汉字之后,觉得倭国不好,是蔑称,改了国号,还请示过唐朝皇帝认可,想让唐朝称他们为日本。
其实当时唐朝并未怎么看重倭国,所以也没有太过在意,口头上答应,之后还是一直叫倭国。因为唐朝最盛时疆域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从头到尾灭亡的国家叫得上号的就有接近三十个,还有更多西亚一代类似部落的说不上名的小国,自然也不会在意。
但有趣的事情在于,宋朝对外贸易发达,而高丽,倭国等因为惧怕中国实力,所以对外贸易的态度采取消极防备的态度,虽然开放贸易往来,因为不开放会得罪中国,那时很多倭人对中国的印象,因信息交流困难的缘故,还留在赐予倭国称号的强汉,还有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的盛唐之间。
所以对待贸易,既想保守排斥,有不敢得罪。
这种态度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明朝开始,对外贸易的态度反过来,反倒是中国变成保守的那方,开始设海禁,不设海关。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衰落的额根自清开始,其实并不是,因为明清一脉相承,如果说清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明也有问题,二者都是高度集权到扭曲的帝国。
这和之前的所有王朝都是不同的,宋朝及其之前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和明清对外贸易的保守打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也因为高度集权的中央对海权的畏惧和不安。
海洋就是权力的真空,在那里,别说皇帝,天皇老子都管不着,这种情况下,皇帝当然不安,对于权力的不安,带来的就是海禁,闭关锁国。
如果在宋、唐、汉之类的朝代,很难出现这种局面,因为那时“忠义”并不盛行,想要形成明、清那样的高度集权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时候几个丞相,大将军等的权力都能制约皇家权力。
到宋朝,商贸之发达出乎意料,根据记载与宋朝贸易的外国有再录名字的大大小小六十多个,但宋朝打仗的本事和他们经商想比却真的是惨不忍睹,大概是因为文悦武嬉的风气影响。
李长河叹口气,下其实比起明清算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中央集权远远不如那时,现在皇帝即便强势,但冢道虞,德公等人都能节制。
世上没有绝对的是,事情也不是非好既坏,比如争权夺利,争权夺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贬义,可恰恰只有权力的争夺才会有制衡,一旦权力失去制衡,变得至高无上就是最坏的结果。
一提至高无上,人们就会想到皇帝,但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更加靠近明朝和清朝,所以受极度集权王朝的影响,就会认为如此。
但其实宋及其之前的皇帝,远远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汉朝有很长一段时间,皇帝甚至只是印章子,意思就是朝廷大臣决定事情,然后皇帝负责盖章。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特别是远离中央的地区,也限制于交通技术,通信技术等原因,很多时候就是收收税而已。以福州为例,苏州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实际上是一块飞地。
朝廷对福州的控制仅限于从海上过去收税,然后声称控制,就算历来知府任命,都要看福州自己的的政治风向,只要朝廷给面子,福州自然也默认为朝廷治下,朝廷如果有需要,福州人也会出兵。
而江州西侧,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的太原府大概就是这样情况,那里也是祸乱的根源,前世大名鼎鼎的的杨家军就是出自哪,只是不知道如今有没有威震天下的杨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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