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从世界贸易的变革来看法与贸易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总体意见
重大变革很容易在贸易中发生,但贸易的性质也有可能保持不变。至于不变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物质原因,可能是由于土地或气候的性质。
今天,我们跟印度进行着贸易往来,这活动所需的钱财,是我们自己带到那里去的。罗马人[882]当初与印度进行贸易时,大约每年把五千万塞斯特斯的资金带到印度,并把那里的商品买回西方,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做的。带去货币换回商品这种做法,每个与印度通商的民族都会采用。
是大自然促成了这种情形。印度人自己的工艺,是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他们在奢华以及其他生活需求上,跟我们都不同,甚至欧洲的一切,他们几乎都不需要。他们的身体大部分没有衣物遮挡,当地资源足以供应他们的衣着需要。深深操控着他们的宗教,使他们厌恶那些我们食用的物品。因此,我们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的金属货币,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换取货币的东西是自己的商品,他们获取此类商品的量可能会很大,一是因为他们生活简朴;二是当地自然条件的赐予。我们今天看到的印度人的政制、习俗与行为原则[883],过去的贤者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出来。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变化,哪个民族何时想与之进行贸易,都会单方向带去金钱。
第二节非洲民族
非洲沿海的民族,大多是野蛮民族,甚至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至于其中原因,我觉得是可居住的小国几乎都被不可居住的地区隔开的缘故。工业和工艺在他们那里都不具备。贵金属倒是特别丰富,但这来自大自然,他们要从自然中获取,十分方便而直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与之贸易的民族都能够获得他们的、被非洲人视为宝贝的废物。结果,非洲人虽然换取这些废物,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第三节民族需求存在南北差异
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之间,由于以下原因存在并维持着一种平衡:大自然给了需求很少的南欧国家很多资源,给了需求很多的北欧国家很少资源,于是,前者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用品,却几乎用不到,后者生活用品少得可怜,却需要很多。这种平衡就是:南欧国家的人懒散,北欧国家的人勤奋而有活力。如果不想什么都没有以至变成野蛮民族,就只能辛勤劳作。也因此,奴役行为和制度能够在南欧扎根。即便没有财富,南欧民族也可以舒坦地活着,因此,自由就更不是轻松生活所必需的了。但北欧民族却需要自由,因为这种手段使他们可能满足超过大自然赐予的各种需求。北欧民族只能是自由的或野蛮的,否则就只能是窘迫的。而南欧民族如果没有成为奴隶,就几乎全都性情凶猛。
第四节贸易在过去和今天的主要差异
世界形势发生变化,贸易也往往跟着产生重大改变。欧洲如今的贸易流向,主要是由北向南的。然而事实是,每个民族都特别需要其他民族的商品,这是气候不同所致。举例来说,南方的酒类运到北方后就形成一种新的商业,这是古人们所没有的,结果,过去以小麦为准衡量船只的装载重量,现在则以酒桶为准了。
我们了解的古代贸易地点,集中在地中海的不同港口之间,因此,南方几乎就是整个贸易区。如果几个民族处在同样的气候下,它们的产出就几乎一样,因而就不再需要贸易了。不同气候下的各民族则相反。这就是贸易的规模在过去没有今天大的原因之一[884]。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与印度的贸易,现在这个说法似乎与之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如果两个地方气候有特别大的差异,反而会不再需要对方的任何东西了。
第五节其他差异
征服者有时会破坏贸易,君王有时会干扰贸易。为了远离压迫,贸易只好背井离乡游历世界,在能够享受自由的地方驻扎下来。有些地方在过去只有荒原、大海和岩石,今天却有繁盛的贸易;有些地方今天只剩荒原,在过去却可能是贸易圣地。
古国科尔基思[885]现在是一片大森林,少有人烟,然而谁能想到,它在古罗马时代到处是城区和各国商人。这是过去住在那里的人逐渐把自己卖给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以追求自由的结果。这里现在找不到一件纪念物,我们只能在普林尼[886]和斯特拉波[887]的著作中看到它的废墟和遗迹。
各国人民间的来往史,也就是贸易史。贸易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各民族各种不同形式的灭亡;人口时而激增,时而猛减;时而贼盗大肆前来抢劫,时而门可罗雀。
第六节古人的贸易
赛米拉米斯肯定不是在一天之内得到他那不可计数的财宝[888]的,从中可知亚述人很可能像其他民族劫掠他们一样劫掠了其他富有民族。
财富可由贸易带来,而财富又会导致能够精良化的工艺的奢华。大规模贸易的标志在赛米拉米斯时代已经形成,证据就是那时十分精良的工艺[889]。
贸易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奢侈品贸易史,大规模奢侈品贸易,在亚洲各帝国也曾出现。亚述人的奢华就是米底人的奢华,同样,米底人的奢华跟波斯人的奢华是一回事。
现在在波斯东北部也许看不到尔卡尼亚、马吉亚纳、巴克特利亚等古代繁荣城市[890]了;波斯帝国北部[891]那条被里海、黑海隔开的地峡,往昔无数的城市和众多的民族,如今再也看不到了。可知亚洲发生了重大变故。
帕特洛克鲁斯指出[892],印度商品到达黑海的渠道,埃拉图斯特涅斯和亚里斯托布鲁斯认为是奥克苏斯河。据马库斯·瓦罗表述[893],庞培与米特拉达梯作战时,印度商品到达巴克特利亚[894]的伊卡卢斯河[895],就花费了七天的时间,此后横渡里海进入居鲁士河口到达法希斯河[896],只需五天时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肯定就是亚述、美德斯、波斯等大帝国用以沟通东方和西方最偏远地区的桥梁。
现在已经没有这条通道了,鞑靼人毁灭了上述所有地区[897],而今在那里恣意妄为的,还是这个嗜好搞破坏的民族。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鞑靼人改变了奥克苏斯河的流向[898],它不再注入里海,而是干枯荒原没了踪影。
鞑靼人还改道了药杀水[899]。在过去,这条河天然地隔开了开化民族与蛮族,现在,大海再也等不到它汇入了。
为打通里海和黑海,塞琉古[900]曾制订出一个计划[901],但该计划在他死后[902]被搁置了。如能实施这个计划,当时的贸易必定会有所改观。假设他没有那么早去世,那么这个计划还能实施在两海之间的地峡上吗?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现在对那个地区的了解,少得可怜;那里如今是大片的森林,几乎没有人居住。那里的水源倒还充足,因为高加索山脉上流下来无数条小河。那个计划的一个巨大阻碍就是高加索山,因为它矗立在地峡北部并有许多山像手臂一样延伸到南方[903],特别是修筑水坝的技术,当时那里的人们还没有学会。
后来,沙皇彼得一世也曾想连通里海和黑海。他计划中的动工区形似一条舌头,属塔奈伊斯河[904]流域,靠近伏尔加河。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当年的塞琉古计划中的施工点。然而,彼得一世那时,人们并未发现里海北部一带。
亚洲一些帝国进行奢侈性贸易时,提尔人的朴素性贸易正遍布全球。关于零星分散在沿海各地的各个提尔人民族,博沙尔在《迦南地理》第一章中进行了一一讲述。这些提尔人在沿着大洋海岸线建立居住点[905]之前,先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906]。
海岸线在那时的作用相当于罗盘,航行者只能靠它指路。他们经历了遥遥无期的艰苦航行。世上关于航海的佳作中,《伊利亚德》排第一位,第二佳作的丰富内容就包括奥德修斯的历险[907]。
对从事朴素性贸易的民族来说,一个有利情况是,由于他们居住位置偏僻,几乎不为大多数民族所知,他们借此优势在贸易中故作神秘而占了全部的便宜,就好像他们见多识广,而其他民族反而一无所知了。
埃及几乎不与外国有任何往来,也没有对外贸易,这是由宗教和习俗决定的。但必须承认埃及若要做到自给自足完全不成问题,因为它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
埃及人很不在乎对外贸易,当红海沿岸一些小国着手占有红海时,埃及人竟听之任之,结果,属于东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船队,在红海自由穿行。所罗门王也曾参与航行,并使用了十分了解红海的提尔人。
据约瑟福斯说,犹太人在红海经商的事,只是偶尔发生,因为犹太人的国家以农耕为主,不怎么了解大海。[909]他们的贸易,是在占领了埃拉特和埃松加贝这两座城市才形成的,而它们原先属于以土买人。他们的贸易,后来又由于这两座城市的丢失而一度停止。
腓尼基人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无论奢侈性贸易还是通过征服强行打开的贸易,他们都不从事,但他们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可或缺,除了以上原因,还由于他们节约朴素、心灵手巧、勤奋大胆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亚历山大时期发现了印度洋,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这足以证明,印度洋红海沿岸国家的经商范围,当时只限于红海和非洲海岸。欧洲人把贵金属带去印度并全部花掉[910],这一点已经在前面提到[911],而犹太人的船队则穿越红海带回黄金和白银,当然黄金和白银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非洲。
我要继续指明,那时的人们只在非洲东海岸航行,更远的地方是无法到达的。关于这一点的充分证据,就是那时的舰队条件。所罗门和约沙法的船队三年之后才回航这一事实,我是知道的,然而要说航行时间长则距离远,我却不认同。
根据普林尼[912]和斯特拉波的记述,希腊或罗马的船只仅用七天就能完成在印度和红海的航程,而用纸莎草制造的船则耗时二十天。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所罗门的船队要用三年才能完成希腊或罗马需要一年的航行。
如果一艘船的理论航速比较低,实际航行起来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因此,航速与航程的比率不是计算不同的船只所需航行时间的唯一依据。比如说沿海航行,对角度变动不定的船只来说,需要等到一定方向的风才能出港,出港之后所需要的风,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了;即使风向多变,一艘好船也能加以利用,而另一艘船就只能停留在不好的方位上,它所需要的风向,可能过几天才会到来。
希腊或罗马的船在一定时间内行驶一定的路程,印度的船在相同时间内则只能行驶三分之一的路程。关于这一现象,从今天的航海状况出发也完全可以理解:纸莎草制造的印度船只,不同于用木材制成并用铁钉联结起来的希腊或罗马船只,前者只能在比较浅的水位航行。
在今天,威尼斯甚至意大利[913]、波罗的海、荷兰等浅水港国家的船只,与上述这些印度船只类似。在这些港口进出的船只,有圆形而宽大的船底,而另外一些国家,一来船底形状使船能够在较深水位航行;二来港口条件也好。前一种船行驶起来,只能利用顺风,而后一种构造的船只,却可以利用侧风。吃水深的船只几乎可以利用任何朝向的风航行在同一方向上,一是因为船只在受风推动时,水在产生阻力的同时也在某个点上支撑住了船只;二是因为船体较长和舵的形状,哪怕是侧面来风,船只也能按照既定方向前行,甚至几乎是逆风行驶。但圆而宽底的船就不同了,它不能没入水中很深,因而受风推动时就没有支撑点,几乎只能顺风前行,不能逆风而上。这种船只在航行过程中,还经常拖拖拉拉,其时间首先浪费在合适风向的等待上,特别是它经常被迫改变航向;其航速低还因为没有支撑点,而且只有很少的几根桅杆。今天的人们已经全面改进了航海技术,各种工艺之间的交流也使技术自身和大自然所造成的缺陷得到弥补或纠正。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两类船只的上述差异,由此可知,这些差异在古代航海业上是相当大的。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说。印度的船只虽小,但比起我们今天的船只,罗马和希腊的船只也不大,当然,这不包括那些为了炫耀而装配的机器。在坏天气中,船只越小越危险。暴风会覆没小船,却只能给大船带来一些损伤。大船的体积与表面面积之比,大于小船的体积与表面面积之比,因此,同样的表面面积,小船的重量或载货重量不如大船。一种普遍且众所周知的计算方法是,一条船的排水量,是其载货量的两倍。因此,如果一条大船的排水量是八百桶,就能够装载四百桶的货物,比例是8﹕4;如果一条小船是四百桶的排水量,则是两百桶的载重量,比例是4﹕2。假定它们表面面积之比为8﹕6,则小船的表面面积为6,而其载重量只有2,而大船的表面面积和载重量比例则是8﹕4。[914]这就表明,大船在恶劣天气中的抵抗力,强于小船,因为船只有表面受到风和水的作用力。
第七节希腊人的贸易
海盗是希腊这个民族的开创者。米诺斯能够取得海上霸权的原因,大概只是他更能成功地劫掠他人。他只在自己岛屿周围实行着海上霸权,但当伟大的希腊民族形成之后,海上霸主这个名头就真正落实了。这个民族称霸的原因有:首先它是经商的,在商业领域很成功;当时最强大君主国家[915]的法律,就是希腊人制定的;叙利亚、塞浦路斯岛和腓尼基在海上的势力,都败给了希腊。
关于雅典的海上霸权,我们应该多说几句。色诺芬关于雅典海上霸权的一个说法,可能会给读者一种雅典人是英国人的感觉[916]。他说:“虽然海上霸权已经归雅典人所有,但阿提卡[917]有一部分毗邻大陆。过去与较远内陆民族战争的时候,阿提卡人曾战败并遭到敌人践踏。在阿提卡权贵的土地上,敌人肆意蹂躏,权贵们无力阻挡,只把自己的财产运往某个小岛藏起来。没有土地的小民们倒是不必担惊受怕。然而,当雅典人在岛上定居并在海面上称霸时,就获得了侵扰他人的能力,海上霸主的身份又使其他民族不能侵害他们。”
雅典人对光荣的渴求并没有帮他们施加更大的影响,只是让他们有了更重的嫉妒心。对于海上霸权,他们更关心如何扩张,不考虑怎样享用。雅典的政治体制使得公共财富可由下层人民共享,却压榨富有阶层。雅典人的贸易规模,本来可以相当大的,因为他们有矿山、无数奴隶、海民,而且,希腊各个城市都承认雅典的权威,更不要说,良好的政治制度已经被梭伦建立起来。然而。雅典人实际只在希腊和黑海的范围——也是他们赖以为生的范围——内从事贸易。
科林斯隔开两片海域,盘踞在伯罗奔尼撒,经过它就进入了希腊。这样的地理位置算是极好的了。科林斯在过去曾是最重要的城市,那时候,希腊人民自成一个世界,每个希腊城邦自成一国;它所经营的贸易,比雅典还要大,从亚洲和意大利过来的商品,各有一个港口专门接收。反方向的多股风经常在马勒厄角[918]相遇,结果吹翻了那里的船只。所以,绕过这个海角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航行者更偏向科林斯,至于船只的跨越,他们不惜在陆地上运送。科林斯工艺的精湛程度,是其他任何希腊城邦都比不上的。科林斯习俗的败坏,要归咎于富足的生活,而其进一步的腐化则是宗教的后果。这个城市修建了一座维纳斯神庙,培养了一千多名妓女。许多知名的美女被亚蒂纳欧斯大胆地写成传记,而她们当中的大多数,正是从这所修道院走出来的。
在荷马时代,堪称富足的希腊城邦,大概有罗德岛、科林斯和奥尔霍迈诺斯。荷马说[919]“丘比特把巨额财富给了他所偏爱的罗德岛人”,并用“富足”一词来形容科林斯[920]。
哪些城邦拥有大量黄金呢?荷马在谈论了底比斯之后,还以奥尔霍迈诺斯为例进行了说明[921]。奥尔霍迈诺斯最后没能像罗德岛和科林斯那样成功保住自己的势力。在地理上,奥尔霍迈诺斯近邻赫莱斯庞、普罗庞提斯和黑海,这使人们自然地认为它的财富来源于它在这几个海岸的贸易。这项贸易也是“金羊毛”传说的出处。实际上,奥尔霍迈诺斯所得到的名字,不仅有米尼阿热斯[922],还有阿哥诺特。然而,人们后来普遍知道了这几个海,希腊人在这里建了许多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既与蛮族人通商,也联络着土著人民。这就拉开了奥尔霍迈诺斯衰落并再次隐没于诸多希腊城邦当中的序幕。
在荷马之前,希腊人基本只在自己人之间从事贸易,或者只与蛮族进行贸易。可是,新组成的族群促使他们开始扩张自己身为霸主的权力。希腊这个半岛有许多海湾,不论在哪个方向,大海都受到希腊海角的欢迎。国土虽然狭窄,海岸却很宽阔,在希腊半岛这个巨大的环上,分布着无数殖民,通过它们可以看到世上任何一个民族,当然,蛮族除外。希腊人以建立国家为目的来到西西里、意大利、黑海、小亚细亚乃至非洲,并取得了成功。希腊城邦的繁荣,随着它与新族群距离缩小而增进。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其美妙的局面:希腊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环绕着它的无数小岛。
希腊因何而繁荣?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的运动会是全世界的运动会;世上每个君王都来到希腊,祭拜希腊神庙里的神;各地人群都庆祝着希腊的那些节日;所有人都受希腊那些博学哲人的吸引,并持续保持关注;希腊的志趣和艺术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任何想要超越它们的表现,反而会暴露自己在这方面的愚蠢。
第八节亚历山大及其征战
攻克提尔、征服埃及、远征印度和发现印度南部大海这四件大事,均在亚历山大在位期间发生,并使贸易领域出现了重大变革。
波斯帝国甚至远在印度河[923]一带开疆辟土。遣人航至印度河并直达红海这种事,远在亚历山大之前的大流士[924]已经做过。可是,经过南部与印度人经商的第一批人,竟是希腊人,波斯人为什么没能这么做呢?他们的帝国濒临大海,他们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呢?印度的确是被亚历山大征服的,但与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征服它并不是必要条件啊!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就要说几句话。
在某种程度上说,波斯帝国确实已经征服阿里亚纳[925]这片辽阔的土地,也就是说,从波斯湾到印度河,从南方大海到北方的珀鲁帕米苏斯山脉,都归波斯所有。但这片土地南部的土地非常贫瘠,寸草不生。传说此地曾使拉米斯和居鲁士的军队灭亡,即便是有舰队尾随的亚历山大来到这里,也有一大部分陆军遭到厄运。波斯人的做法是,让伊契欧法基人、奥利特人和其他蛮族来控制这一整条海岸线[926]。此外,由于航海方面的陌生和宗教原因,波斯人根本不愿意进行海上贸易[927]。至于大流士为什么派人巡航在印度河和印度洋上,那也不是他真的有航海的计划,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展现自己的强大。因此,这次航海没有进行任何后续行动以开展贸易或航海事业。大流士本就无知,现在看来还很愚昧,此次航海就是证明。
不但如此,人们一直认为[928]印度南部是荒芜之地,根本没有居民,直至亚历山大的远征[929]。是传说促成了这种说法的流行。传说赛米拉米斯曾到达那里,最后只有二十个属下能够跟他回去;还有居鲁士,只有他和七个属下[930]得以生还。
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了印度南部。其实,他最初突入印度的开口在北方,按原计划,他想一路东进,却发现南部有许多国家、城市和河流。
此时,借助建立在各地的殖民地,通过贸易,他已经成功建立起西方与各地的联系,他萌生了如法炮制的计划。
那支南下的舰队是他派人在希达斯派斯河[931]上建成的。该舰队进入印度河干流后一路南下,一直来到了印度河口。来到帕塔勒,命令陆军和舰队原地不动,自己则亲自带领几艘船去大海上考察,并标出了许多地点,在那些地方,他要设置港口、避风所和兵器库。回到帕塔勒后,他离开舰队一人走陆路,这样他就可以跟舰队互相提供支持和帮助了。舰队从印度河河口北上的路线,穿过了奥利特人和伊契欧法基人地区,穿过了卡拉马尼亚[932],还穿过了波斯的河岸。他希望沿海一带能够入住开化的民族,于是沿途下令开挖水井,建立城邦。他下令伊契欧法基人不准再把鱼作为食物[933]。此次航行长达十个月,相关日志出自尼阿库斯[934]和奥内西科塔瑞斯[935]之手。到达苏塞之后,舰队与亚历山大会合,亚历山大设宴,重重犒赏了军队。
亚历山大修建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目的是保护埃及。他的先王们曾把这里作为一把钥匙,禁止人们进入埃及,[936]如今他又把这里作为一把钥匙,却鼓励人们进入埃及。然而他此时还根本没有萌生出贸易的念头,由于后来他发现了印度洋——这是唯一因素——他才开始想经商。
可是,印度洋的发现也似乎根本没有促使他重新考虑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发展。但整体来看,他打通印度与罗马帝国西部贸易的想法是真实的。然而,这项贸易计划没能通过埃及而得以实现,因为他太无知了:印度河与尼罗河他都已经见到了,但他还完全不知道两河之间的阿拉伯海。他想在幼琉士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大河上航行,于是刚从印度返回就下令新建舰队[937]。当波斯人设置在这几条河上的障碍物被拆除后,他发现波斯湾原来是通向大洋的。他需要像过去重新认识印度一样重新认识这个大洋。[938]他下令在巴比伦建造一个港口和兵器库,该港口可供一千只船停泊。为了在腓尼基和叙利亚招募船夫,他拨出了五百塔兰的款项。这些船夫是预备分派到沿岸各个殖民点上的。除了这些,他还修建了许多大工程,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河和亚述的其他河流上。这一切证明他通过巴比伦和波斯湾与印度通商的想法是千真万确的。
有些人下论断说,亚历山大曾经想在阿拉伯[939]建立自己的帝国,理由是他曾尝试征服阿拉伯。但阿拉伯对他完全是陌生的,他可能在那里建国吗?[940]还有,世上最不方便到达的地方,就是阿拉伯,他建国阿拉伯意味着有一天可能会远离它。即便是成功远征至此的哈利法们,也是很快离开而定居他处。
第九节亚历山大后希腊诸王[941]的贸易
人们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时几乎不了解红海,完全不知道红海所连通的那个大洋。该大洋一面是非洲海岸,一面是阿拉伯海岸。他们甚至认为没有办法绕过阿拉伯半岛。或者从这一侧,或者从那一侧,曾经有人计划绕行,结果都放弃了。有人说[942]:“在阿拉伯沿岸的南部海上航行,这怎么可能办得到?阿拉伯半岛以北地区曾几乎吞没冈比西斯横穿于此的整个军队;巴比在塞琉古时,拉各斯的儿子托勒密派军队前往增援,路上经历了匪夷所思的困苦,他们只能趁夜里行军,因为白天实在太热了。”
看不到波斯人任何的航海行迹。后来,被波斯人征服的埃及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人们对航行领域的无视,达到了极致,不但对提尔人、以土买人、犹太人等航行在大洋上的民族感到陌生,甚至对于那些航行在红海上的人,他们也一无所知。他们原来在航行方面的知识为什么几乎全部丢失,我想到的直接原因是,第一个提尔国和红海附近的若干小国及城邦,被尼布甲尼撒[943]摧毁了。
尼罗河泛滥而形成的那个狭长地带就是波斯时代的埃及,其疆土被两侧的高山夹得紧紧的,还没有到达红海[944]。这就有必要再次发现红海和大洋。应该说,如果没有希腊诸王的好奇心,就不会有这个发现。
希腊诸王先后追溯尼罗河的源头,在尼罗河与大海之间的陆地上,他们捕猎大象,并发现了大海[945]的边沿。各地命名时都使用了希腊文,就是因为在希腊人的时代发现了大海。各地庙宇所供奉的诸神,也都来自希腊[946]。
埃及的希腊人所从事的贸易,覆盖了极广大的地区,红海的各个港口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身为所有贸易国家之强敌的提尔,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世界的中心转向了埃及。埃及当地的古老迷信,并没有给埃及的希腊人带来麻烦[947]。
叙利亚诸王的贸易范围,只限于奥克苏斯河和里海的印度北部,并让埃及诸王去经营印度南部的贸易。人们那时觉得里海是北方大海的一部分[948],甚至怀疑里海是连通大洋的——经过黑海或者某个通向印度洋的东部大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行将就木的亚历山大还建造了一支舰队[949]。为了更了解里海,塞琉古和安提奥库斯在亚历山大之后同样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派舰队长驻里海[950],并分别发现了一个海:塞琉希德海是塞琉古发现的,安提奥吉德海是安提奥库斯发现的。在里海一带开展的计划,他们都集中投入注意力,却忽视南边诸海。红海已经牢不可破地掌控在他们手里,至于其中原因,可能是前后几位托勒密国王驻红海舰队的功劳,也可能是由于波斯人嫉妒并仇视航海业,而这被他们看在眼里了。那里直到亚历山大去世前不久才出现海员,在这之前,波斯南方沿岸一直不能派海员过去。然而,埃及诸王如果要开展航海事业,可以坐享一切便利,因为他们主宰着塞浦路斯岛和腓尼基,以及小亚细亚沿岸许多地方;只要这些臣民放手去做,他们的航海天赋就会自动发挥出来,根本不需要什么强制措施。
里海是大洋的一部分,古人的这个观念,现在要理解起来也比较难。一个错误,如果不等到不得不修正的时候,人们就会一直错下去。因此,人们的这个想法,即便遇到了亚历山大和叙利亚诸王的远征,遇到了帕提亚人和罗马人的攻伐,也没有改变。人们对里海的了解,最初只限于南部,并以为那就是大洋,这个观点即便后来沿着里海海岸上溯时也没有改变。那次北上的最大范围,东边是药杀水,西边是阿尔巴尼亚[951]边界。人们之所以认为里海北部就是大洋,应该是因为那里泥泞的浅水区过多而不适合航行[952]。
亚历山大的军队在东边一直达到了最后一条汇入印度河的支流希巴西斯河,所以希腊人在印度最初只在一个相当狭小的地区经营贸易。塞琉古向着印度更深远的地方前进,一直来到恒河[953],又在那里发现了孟加拉湾。孟加拉湾是恒河所汇入的一片大洋。我们今天发现陆地的途径是航海,而前人所发现的海洋,得益于他们陆上的征战。
虽然阿波罗多鲁斯已有记述,但斯特拉波似乎另有看法,他怀疑巴克特利亚的希腊诸王所推进的距离,比塞琉古和亚历山大要远。在东边的进程,巴克特利亚的希腊诸王确实比不上塞琉古,但另一个事实是,他们在南边超过了他。他们航海事业的开端是他们发现锡哲和马拉贝尔的一些港口[954]。我马上要详细讨论他们的这一发现。
根据普林尼所说[955],他们开辟的通往印度的航线,从前往后共有三条:最初一条也是亚历山大的舰队所走的那一条,从锡亚格尔角[956]开始,经印度河河口直到帕塔伦岛。后来的一条航线更短一些,也更为安全[957]。因为需要更少的时间通过,所以普林尼才说它更短。即从锡亚格尔角到锡哲。这个锡哲只可能是斯特拉波所说的[958]、巴克特利亚的希腊诸王所发现的那个锡哲王国。这条航线显然比印度河还要偏僻,因此,为了快速抵达终点,就必须避免总是沿着海岸曲折前进,还要利用好风势。第三条航线始自红海出口处的港口甘斯或奥赛利斯,在西风的帮助下到达慕济利斯,再前往其他港口。慕济利斯是印度航线上的第一个商埠。这条航线商人们也会用到。
可见他们抛弃了起于红海沿着阿拉伯半岛向东北直达锡亚格尔的路线,而是先向西行,然后借着季风的力量到达东边。人们就是在这片海域的航行中发现季风变化的。对古人而言,风在功能上如同一个罗盘,没有季风和信风[959],他们就不敢离岸远航。
至于印度航行的时机,航海家的日志完全证实了普林尼说法的正确性:仲夏出发,十二月底或一月初返回[960]。非洲的半岛与恒河的半岛之间的印度洋一带有两个季风,第一个季风从八九月份开始,风向由西向东;第二个季风从一月份开始,由东向西。由此看来,托勒密的舰队出发并开始返航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离开非洲和返航的时间。
从帕塔到达苏塞,亚历山大的舰队耗时七个月之久。该舰队出发的时间是七月份,如果换成今天,从印度返回的任何一条船,都不敢在这个月份出海,因为在六月、七月、八月里,两个季风交替变换,不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就变了,虽有固定的北风,却被常见的风搅乱,结果,沿海地区经常出现恐怖的风暴。这就解释了亚历山大的舰队为什么耗时那么久,因为他们是在七月起航于帕塔勒的,途中经历了许多风暴,前进过程中还有季风的阻挠。
普林尼指出,人们想到,从亚历山大里亚到红海的这段航程若要顺利完成,季风风向改变的当口是可以利用的,于是选择在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动身前往印度。
从印度到红海,大流士耗时两年半[961];从印度河出发到达苏塞[962],亚历山大的舰队经历了十个月,其中三个月航行在印度河上,七个月在印度洋上;后来,只需四十天就可以从马拉贝尔海岸出发到达红海[963]。我们应该注意到,航海业就这样是这样一步步完善起来的。
斯特拉波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不怎么了解希巴尼斯河与恒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他说那是因为从埃及航至印度的人很少最后走到恒河。我们所看到的舰队的表现证实了这个解释,他们避开那片大陆,就是说,经过科摩罗角和科罗曼德尔海岸、绕过半岛继续前进、最后来到恒河这种航行,他们已经放弃了;在季风东吹时趁机出发,从红海海口来到马拉贝尔沿海的商埠,并长期停在那里。埃及诸王和罗马诸王,都制订了同年里回航的计划[964]。
这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印度贸易的规模远不如我们今天的原因。他们那时并不了解如今已为我们熟知的广大地区。况且,我们今天的贸易,是向所有印度国家开放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经商和航海也是为了他们。
然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项贸易上相对我们的优势是,他们有更多便利条件去经营。假设我们今天的生意范围只局限在古扎拉特和马拉贝尔沿岸,并等着岛民把商品送到我们手中,而无意探寻南方的小岛,就应该走埃及内陆路线,而不必绕过好望角远航。斯特拉波指出,古人与塔普罗巴奈[965]各民族通商的[966]方式,就是取道埃及。
第十节环非洲航行
我们发现,人们在没有发明罗盘的年代也进行了四次环绕非洲航行的尝试。欧多克索斯为了避免托勒密·拉蒂鲁斯[967]的怒火降临到自己头上,若干腓尼基人受尼科二世之命[968],都曾从红海开始绕非洲航行,并取得成功。沙塔斯普受薛西斯之命,汉诺受迦太基人之委派,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也环绕非洲航行,却失败了。
必须找到并绕过好望角,这是环绕非洲航行的关键所在。航行至好望角,可从红海出发,亦可从地中海出发,前者相比后者距离缩短了一半。从红海沿海岸线到达好望角的航线,比从好望角北上到达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更安全[969]。直布罗陀海峡到好望角的航行,直至罗盘发明以后才成为可能,因为罗盘使航行者可以在辽阔的大洋上航行,而不必紧靠着海岸。[970]由此可见,在当时,可以从红海进入地中海,却不可能从地中海进入红海[971]。
既然这个大圈子如此难行,人们就避开它。结果,东非的贸易通过红海经营,非洲西岸的贸易由直布罗陀海峡去经营。这样的航路更人性化。
今天的一部分非洲海岸,从海湾深处的赫卢姆城到迪拉,即巴拜尔曼德海峡,是埃及的希腊诸王首先在红海发现的。另一段海岸,即从马布曼德布海峡到红海口的亚罗马蒂亚角[972],对航海家们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关于这段海岸,阿特米多尔清楚地说道[973],当时的人们知道每个港口,却由于他们是在陆地上发现它们而没有人实际在海上航行过,因而不知道各地方之间的距离。
绕过亚罗马蒂亚角,就来到了大洋上,可人们压根儿不了解这片大洋,这是埃拉图斯特涅斯和阿特米多尔的记述清楚指示给我们的[974]。
斯特拉波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奥古斯都时代。此时的人们对非洲海岸的认识,只达到了以上限度。然而,斯特拉波由于不了解所以没有记述在书中的拉普特姆角和普莱苏姆角,却在奥古斯都之后被罗马人发现了,而且一目了然,正是罗马人命名的这些地方。
哈德良和安托尼努斯·皮努斯在位期间,也是地理学家托勒密生活的年代。无论《埃里特瑞安海航行实录》的作者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生活在比这一时期更靠后的年代。然而,关于已知的非洲的尽头,按照托勒密的记述大约在南纬14度的普莱苏姆角,而《埃里特瑞安海航行实录》则认为大约在南纬19度的拉普特姆角。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托勒密所理解的尽头,是人们已经到达过的地方[975];而《埃里特瑞安海航行实录》的作者所理解的尽头,是人们还没有到达过的地方。
我坚信以上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了解到,只有食人部落环绕普莱苏姆而居。[976]关于亚罗马蒂亚港和拉普特姆角之间的诸多地方,托勒密都有提及,却完全没有提及从拉普特姆到普莱苏姆这一带[977]。在当时,人们已经从印度的航行中获得丰厚回报,因而完全没有兴趣再去尝试环绕非洲航行。罗马人在这一带的航行,看起来不是很多,他们是在陆地上行进时发现了那些港口,如果有一些是航行中发现的,也是船只迷失于风暴中的无心之举。我们今天已经非常了解非洲沿岸了,却还不怎么了解非洲内陆[978],而古人当时的情况正与我们相反。
腓尼基人和欧多克索斯曾成功地环绕非洲航行,这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但地理学家托勒密时代的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两次航行是滑稽可笑的。据托勒密指出[979],当时的印度其实只是一个湖泊,因为在亚洲和非洲之间,从“大海湾”到普莱苏姆角,中间还有一大片未知的陆地。至于他说的“大海湾”,我觉得就是暹罗湾。古人对印度的认识,是从印度北部开始然后向东,这才有了那片未知陆地位于南方的印象。
第十一节迦太基和马赛
迦太基人所拥有的那部万民法奇特得近乎怪异,它规定:任何外来人只要到了撒丁岛,或者到直布罗陀海峡经商,就一律处以溺死[980]。还有,其政治法居然规定撒丁岛居民不得耕种土地,如有违反,一律处死。这种怪异绝对堪比上一规定的怪异。该万民法为增强自身势力,不惜利用财富的手段;为收敛财富,它也敢于仰仗于自身的威严。濒临地中海的非洲沿岸乃至大洋沿岸,都在它的权势和操控之下。接到迦太基元老院的指令,汉诺在直布罗陀到塞奈这一海岸线上安置了三万迦太基人。他说,大体而言,从直布罗陀到迦太基的路程有多长,从塞奈到直布罗陀的路程就有多长。我们通过塞奈绝佳的地理位置知道了汉诺是怎样安置这三万迦太基人的,那就是只在北纬25度——加那利群岛以南2—3度一段——为他们建立定居点。
在塞奈期间,为了在南方发现更多东西,汉诺进行了一次航行。但是,由于没有准备足够的给养,他在沿岸航行了二十六天之后就无奈返航,结果几乎丝毫没有增进对非洲大陆的了解。他的这次航行,在迦太基人那里也似乎根本没有派上用场。据希拉克斯[981]说,塞奈以南的海域不利于航行,因为水位变浅,且污泥和海草较多[982]——这是实情[983]。希拉克斯则说,其实汉诺的船队克服了后来的迦太基商人可能遇到的障碍,该船队的六十艘船只配有五十支桨。相对地看,总是存在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一场探险如果是为了检验魄力和勇气,它所产生的效果就不同于一般的出行。
有关古代航海情况的优秀著作,汉诺的记述就是一例。他的记载剔除了一切虚夸成分,因为那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作为。凡是伟大的将领,总会简洁平实地记录自己的成果,对他们而言,记述本身并不值得骄傲,开创或带来了什么才是光荣。
汉诺平时就不会有意说惊人的话,在记述航行话题时贯彻了这一作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非洲的气候、地质、民俗和风尚,完完全全就是他所描述的样子。人们甚至怀疑,他的航海日志是不是今天的一位航海人所写的。
在陆地上,白天静悄悄的,到了夜里,有乐曲从陆地上传来,能够听出是多种乐器,大大小小的火光散布在陆地每个角落。[984]这是汉诺在载兵船上观察到的景象,而今人的描述同样证实他所言不虚。为了避暑,这些野蛮人白天藏在森林里;夜里为了避免野兽侵袭,他们才点起大火;舞蹈和音乐让他们乐此不疲。
汉诺还描述了一个火山,就是维苏威火山,他描述的每个细节,都完全吻合我们今天所见。有人认为汉诺所记述的另一件事是真的,我们应该保留这真实性:迦太基人杀死了两位身上长着长毛的妇女,因为她们不愿意跟他们走;在汉诺的命令下,她们的皮被带到迦太基。
汉诺的记述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在有关迦太基人的作品中,它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然而人们[985]觉得它滑稽可笑,因为他们在里面是被讨论的对象。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憎恨一直延续到了他们被毁灭之后,但“迦太基人的诚信是最轻贱的背信弃义”这种说法是获胜罗马人的定论,反之,如果是迦太基人获胜,他们也会这么说罗马人。
甚至某些现代人依然坚持着偏执之见[986]。他们说道:“怎么不见汉诺所记述的那些城市?因为它们早在著作家普林尼的年代就消失了,连一丝遗迹也没有留下。没有全部消失才叫奇怪呢!难道说科林斯或雅典都是汉诺所修筑的城市?”汉诺让一些迦太基家庭定居到那些适合进行贸易的地方,并使之能够免遭野蛮人和野兽的袭扰。但这是短时间内的简单安排,结果迦太基人还是遇到了灾难。非洲航行的暂停就跟这些灾难有关。被屠戮的灾难恐怕是必然的,再不然,野蛮人收编了这些家庭。我还要指出,即便这些城市可能留有遗迹,人们要去寻找它们,也不会前往森林或沼泽。但这些海岸的确出现过巨大的迦太基人居住地,这是希拉克斯和波利比乌斯的记述告诉我们的。汉诺的那些城市的遗迹仅限于此,事实上,整个迦太基本身也几乎只有这些遗迹。
其实,当时的迦太基人,距离财富只有一步之遥。北纬4度、东经15度这个地方的海岸遍布黄金,它附近的海岸也堪称绝佳,如果迦太基人能够来到这里,就能发现这些海岸并开展贸易。那里的贸易即便在今天也比不上当时的贸易重要,就像今天所有国家的财富似乎都败给美洲的财富一样。如果他们能够走到那里,还能发现许多罗马人抢不了的财宝。
有些人关于西班牙财富所说的那些事情是惊人的,比如亚里士多德[987]。如果他说了值得相信的话,那么,迦太基人就算用尽他们的所有船只也装不完他们在塔泰苏斯登岸发现的白银。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一些最常见器皿也是白银做的。狄奥多罗斯还说[988],迦太基人在比利牛斯山也发现了惊人数量的黄金和白银,结果,甚至他们船上的铁锚都装饰着金银。这都是一些不可信的民间传说,以下描述却真实无误:
贝蒂斯河源头的银矿上——银矿在名为“银山”[989]的山上——超过四万的矿工,为罗马人生产白银,日产量为两万五千德拉克马。五十马克约合一法郎,这么算来,其白银年产量就是五百万英镑。这段文字出自波利比乌斯[990],斯特拉波引为己用。如此看来,银山应该就是那时的波托西[991]。今天,汉诺威银矿能够以不足当年西班牙银矿四分之一的矿工数达到更高的产量。罗马人和希腊人如果知道了西班牙的丰富矿藏,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罗马人除了铜矿几乎再无其他矿藏,有银矿也少得可怜,而希腊人所了解的矿藏,只是阿提卡贫乏的矿藏。
据说,一位名叫罗德、经营金矿的侯爵在西班牙继位战争中丧尽家财,来到了扶贫院,他在那里建议法国政府去开采比利牛斯山的金矿,并举了提尔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例子,政府通过了这个建议,于是他得以东山再起[992]。但是,尽管到处搜寻金矿试挖,并多次以先前的实例为证,终究没能成功。
控制了黄金贸易和白银贸易的迦太基人,还想进一步控制铅和锡的贸易。他们用车辆运送铅和锡,从高卢的各个大洋面港口出发,以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为目的地。迦太基人派希米尔科去卡西堤里岛建立定居点的目的是绕过中介直接得到这些金属[993],这些小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基本上就是锡利群岛。
有人认为迦太基人已经有罗盘了,理由是他们能够从贝提卡航行到英格兰。然而迦太基人的航行紧贴着海岸,这显然也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要证明当时没有罗盘,希米尔科[994]从贝蒂斯河口到英格兰的航行耗时四个月这一事实就足够了,再给出其他证据也是多余。但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故事[995]:航行途中,一个迦太基船员发现罗马人的船只正迎面驶来,为了不让罗马人知道前往英格兰的航线[996],他故意让自己的船只进入浅水处而停住。从中可知两条船是在靠近海岸的水域相遇的。
认为古人可能曾在海上航行就说明他们有罗盘这种论断,其实是不正确的。很明显,古人即便没有罗盘,也可以像我们今天有罗盘引导一样自如地航行。离开海岸的船只在那时也有可能一路遇到晴天,夜里又能看到北极星;在白天,则日出日落都能观察到。当然,这不是每次航行都能遇上的情况,只有运气好才行。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和平条约结束,我们在这条约中发现,迦太基人对海上霸权最为关注,而罗马人在意他们在陆上的霸权能否长久保持[997]。汉诺在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谈判中声明,罗马人在西西里海洗手,在普尔切里海角航行,[998]在西西里[999]、撒丁岛和非洲——不包括迦太基——经商,这些行为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从中可以发现,迦太基人抱着不让罗马人在那些地方获利的目的。
在迦太基和马赛的早期接触中,若干次战斗是由捕鱼引起的。[1000]战争平息的年代里,双方争斗的战场是朴素性贸易。马赛忌妒迦太基是难免的事,因为它虽然拥有匹敌迦太基的工业能力,其声势却不如迦太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马赛反而十分忠诚于罗马人。在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战争当中,马赛的财富积累来自渔翁之利,因为它摇身变成了屯货市场。它的繁荣和光鲜更被沦为废墟的迦太基和科林斯衬托出来。在罗马内战中,马赛只能采取支持某一方这种盲目的态度,因为罗马人其实丝毫不在乎马赛的贸易,因此,内战意味着在罗马人庇护下的马赛要过不上好日子了。
第十二节德洛斯岛和米特拉达梯
德洛斯岛成了科林斯商人在科林斯被罗马人毁灭后争相前往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个小岛是安全的,是因为受宗教和信仰的影响[1001]。不仅如此,该岛也适合经营意大利和亚洲的贸易,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项贸易的重要性在非洲贸易衰落和希腊贸易日趋下滑之后突显出来。
已有前述,早期的时候,希腊人已经在普罗庞提斯和黑海建立了殖民地,在后来,这些殖民地的法律和自由并没有被波斯人的统治破坏。而亚历山大只把蛮族作为远征对象,对这些殖民地手下留情[1002]。它们当中一些被本都[1003]国王占领了,但是,其政府机构没有被废除[1004]。
对这些殖民地的占有,大大增强了本都国王的势力[1005],于是,米特拉达梯能够在各地募兵,不断填补兵员损失[1006];工人、船只和作战器械,越来越充盈;以贿赂方式争取到盟友,对象是罗马人的盟友甚至罗马人;为了能够进行长期战斗,还招募亚洲和欧洲的蛮族中的雇佣军[1007],除了武装这些雇佣军,在军队训练上还把罗马人的军事技术[1008]教给他们;他的部队里,还有大量投降的罗马士兵。结果,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和挫折,却躲过了彻底毁灭的劫难。可惜,这位国王在兴盛时挥霍着伟大君主在危难时期的艰苦成果,终于没能善终,如果他没有骄奢淫逸,本来是可以保全的。
攻破迦太基,战胜腓力、安提奥库斯和佩修斯之后,罗马人可谓已经达到顶峰,但就在这个时候,米特拉达梯破坏了这个大好局面。在希腊和亚洲,战争给米特拉达梯的朋友或敌人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由于双方实力强大、势均力敌,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灾难也降临到了德洛斯岛,在每个地方,以经商为生的居民都遭到了彻底的打击,可以想象,这几乎也毁灭了整个商业。
迦太基和科林斯就毁在罗马人手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罗马人所遵循的体系,他们尽一切可能破坏被征服国的目的是避免以征服者的面目被人看见。这种做法其实是加速自己的毁灭,不过未能发生,因为他们把整个世界都征服了。希腊在黑海的殖民地,落到了本都国王手里,那里有一些因素能够令他们开创伟业,而他们却没有保护它们不受破坏的心思。
第十三节罗马人的品性与航海事业
陆军是罗马人唯一重视的军种。罗马人至死都不会动摇自己的陆军精神,就是在“英勇战斗,死在进攻”的路上。迎战、逃跑、返回再战,遇到危险就躲避,不依靠实力而倚重伎俩,这些属于水军的做法,罗马人很看不上。希腊人都不具备这些品性[1009],更不要说罗马人了。
因此,罗马人把那些地位低、不能加入罗马军团的公民派去航海[1010],被释放的奴隶是常见的水师士兵。
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对陆军或水军有所偏爱或轻视。陆军不再拥有以前的技艺[1011],水师的技艺也有所提高[1012]。现在的人们是否重视一件事情,衡量标准是需要何等的智慧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第十四节罗马人的商业品格
在商业方面,罗马人从来没有嫉妒心,至少从未有人发现过。罗马人并不是由于迦太基是一个商业国而征讨它的,而是因为迦太基是敌人[1013]。罗马人也会鼓励和让利于某些自己统辖范围之外的商业城市,比如说,为了增加马赛的实力,罗马人把几个地方割让给了马赛人。罗马人满心戒备着蛮族的举止,却丝毫不担心经商国家作乱。罗马人远离商业的原因,还有他们的品性和光荣心,以及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政体形式。
战争、选举、策划和诉讼是城市罗马人的生活主题,耕作则是乡村里罗马人忙碌的目标。不管哪个罗马行省都容不下商业,因为它们实行的政体都是严苛和暴烈的。
罗马人的万民法对商业的排斥,丝毫不输给他们的政治制度对商业的排挤。“我们并不敌视那些不与我们交好、往来或结盟的人民,但他们会主宰原本属于我们却落入他们手中的东西,这种转变意味着自由民成了奴隶,如此一来,他们会以主人的身份对待我们,就像我们现在以主人的身份对待他们一样。”这是法学家庞波尼乌斯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罗马民法》的沉重压力。《君士坦丁法》明确规定,地位低下者与高贵的人结婚所生的子女,一律是私生的;这一法律还认为,如果一位妇女是经营店面的[1015],那就是与奴隶、酒馆女主、女戏子、妓院老板的女儿以及接受惩罚上场决斗者的女儿没有差别。罗马的古老政治制度是这种法规的源头。
据我所知,持有“商业在这个世上最有用”和“罗马这个国家是世上第一治国”这两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鼓励并提高商业地位这种事,在这些人看来罗马人肯定做过,事实却是很少有人问津。
第十五节罗马人与蛮族的贸易
罗马人建立起来的那个帝国,地跨亚、非、欧。这个帝国有许多个部分,这些部分之所以有可能结成一体,要归功于各族人民的软弱,还要算上发令者的暴烈。在罗马当时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被罗马征服,罗马就不跟它打交道。罗马人担心,这个国家会学到他们在战争中获胜的本领,结果,罗马人本来有手段可以致富,自己却忽视了。与蛮族的一切贸易往来都被他们制定的法律禁止和根绝了。瓦林斯和格拉提亚努斯说:“就算蛮族只是想品尝一下葡萄酒、食油或其他饮料,也不准任何人提供给他们。”[1016]格拉提亚努斯、瓦伦梯尼安和狄奥多西又补充[1017]道:“也不许给他们黄金,还要动用心思巧妙地获取他们已有的黄金。”不准运输铁,如有违反者,一律处死[1018]。
图密善下令把高卢的葡萄树从土里拔出来,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这个胆小的君王考虑到意大利曾因葡萄酒而招致蛮族,于是高卢也会有这样的遭遇。[1019]然而,普洛布斯和尤里安又下发了重新栽种葡萄的命令,这应该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畏惧蛮族。
据我所知,蛮族在罗马帝国日渐衰落时就开始强行让罗马人开设与之通商的商埠了[1020]。
第十六节罗马人与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
罗马人的对外贸易,几乎只限于“快乐的阿拉伯半岛”[1021]以及印度。海洋和森林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又用少买多卖的手段把邻国的许多黄金白银[1022]揽入自己国土。奥古斯都知道了阿拉伯人很富足之后,决定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非敌即友[1023]。受奥古斯都的派遣,埃留斯·加卢斯从埃及出发前往阿拉伯半岛,到了那里,他看到了阿拉伯人民一副自在、懒散、缺乏尚武精神的样子。他总共折损了七个士兵就打了几场胜仗,包围并拿下了一些地方。然而他的军队最终还是覆灭了,因为向导背叛了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劳师远征、气候失调、饥渴、疾病和指挥失误。
为得到他们的商品,他只好用黄金、白银来换,这其实是在跟阿拉伯人做生意,和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两样。阿拉伯人的贸易模式,在今天依然是用黄金、白银来交换商品。有一笔数量超大的黄金、白银,是阿勒颇的商队和苏伊士的王家商船带过去的[1024]。
阿拉伯人注定要经商,而不能打仗,这是造物主为他们规定的命运。然而,来到帕提亚人和罗马人领土的边界时,这些自在的民族却开始帮助帕提亚人和罗马人。他们做生意的天赋是埃留斯·加卢斯发现的,穆罕默德发现了其打仗的本领。分得了穆罕默德热情的阿拉伯人,转而开始征服其他民族。
罗马人在印度进行了规模相当大的贸易。罗马人派往印度的船只数目,根据斯特拉波在埃及的了解是[1025]一百二十艘。罗马人同样用自己的白银扶持着这种贸易,每年会把五千多万的小银币运到那里。而普林尼则指出[1026],罗马人翻价百倍,把从印度运回的商品卖给罗马本土。不过,这个数字在我看来太过泛泛了;假定利润真的如此丰厚,那这种生意的最后结果是大家都没有钱可赚,因为会有无数人纷纷争着抢着去做。
值得研究一下罗马人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做生意是不是真的能够获利。为维持这种生意,罗马人必须不断运钱币到那里,但他们的白银储备不够充足,因而会中止。我们因为有美洲的白银,这种补充不会中断。我相信,正是由于不断向印度运送银币才造成了白银的缺乏,而后者又促使他们提高货币的法宝价值,因而铸造了含有极少白银的铜币。况且,翻价百倍在罗马出售印度的商品,并不能让罗马帝国富裕起来,因为说到底是罗马人在赚自己的钱。
另外,它还能使罗马人扩大其对外势力,因此航海业借以扩大。更何况,它所产生的新产品,对国内贸易、工艺技术乃至整个工业都有促进和支持作用;公民的数量会随着谋生手段的增加而增加;还有,讲究奢华的风尚也是新贸易的结果。已有实例表明,一人执政的政体能够从奢华风气中得到好处,多人执政的政体却会因它丧命;一个共和国将在新贸易形成的那天解体。罗马城的财宝,是它从全世界收敛来的,就应该有一种东西使这些财富重新分配到全世界,因此,罗马必须要出现奢华风气。
斯特拉波有一个很难理解的说法。他说,对比在印度的贸易,罗马人远超埃及国王[1027],可是,印度贸易对国王来说几乎就是近在眼前的,如果说不精于商业的罗马人超过了埃及国王,也只是投入的精力更多。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说法。
对印度的海上贸易,是埃及国王在亚历山大死后开始进行的。罗马帝国最东部的行省,由叙利亚诸王操控,因此,印度也由他们来管辖;我在本章第四节中提及的走陆路和内河两种路线的贸易,就由叙利亚诸王维持。这种贸易能够方便地维持,有些地方得益于马其顿人所建立的殖民地。进一步说,欧洲与印度的交流,如此一来既可以通过埃及,也可以通过叙利亚。叙利亚王国的分裂瓦解和巴克特利亚王国后续建立,丝毫没有危害到贸易。托勒密有一段[1028]引自提尔人马里诺斯[1029]的话:在印度,马其顿的商人曾发现一些东西,并完成了国王们远征时未完成的的伟大事业。托勒密的著作[1030]告诉了我们一件令人惊奇不已的事:这些商人的脚步,从石楼一路抵达了塞拉,中国东北部有一个极偏僻的商埠,竟然也被他们发现了。在叙利亚诸王和和巴克特利亚诸王执政时期,印度河——奥克苏斯河——里海这条路线,是印度南方商品到达西方的路线;石楼——塞拉和其他商埠——幼发拉底河,是更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商品到达西方的路线。北纬40度是这些商人之商路的摆动中心线,中间穿过了中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在那时,鞑靼人的铁蹄还没有波及那些地区,因而其治理情况比今天好。
埃及的海上贸易并没有随着叙利亚陆上商业的发展而增长许多。
帕提亚人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罗马人征服埃及的时候,正值帕提亚人的帝国兴盛和极力扩张领土的时候。这样一来,罗马与帕提亚就成了对手,为了得出谁应该在埃及生存下去——而不是为了争抢在埃及的霸权——的答案,双方展开争斗,谁也不肯示弱。这两个帝国的中间地带根本不会有贸易,因为都没有建立交通,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变成荒漠,但双方依然握紧手里的武器。在野心、忌妒、仇恨和习俗的阻隔下,一切往来都不存在。在过去,东、西方之间有许多条商路可供贸易往来,现在只有一条保存下来。亚历山大里亚此时能够得到发展,是因为它是唯一的商埠。
关于国内贸易,我想说其主要项目是小麦,运来小麦的目的是为了填饱罗马人民的肚子。小麦这项贸易,倒不像是商业活动,更像是一项政府事务。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如果比较警觉,帝国可能就更安全,因此,政府赋予了这些商人某些特权[1031]。
第十七节西罗马灭亡后的贸易
被侵略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贸易被彻底毁坏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后果。最初入侵时,蛮族只认为贸易是可以抢掠的,在罗马安身之后却没有关注更多,因为他们认为贸易跟这个被征服民族的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
很快,欧洲几乎一切的贸易都消失不见了。各个地方都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完全没有感觉到没有贸易的不方便。
西哥特法有一项规定表明商业在被征服地区的落后情况。该规定是,个人可以私自占用大河河床的一半,另一半留给渔民和船民用,供他们撒网和航行。
我们已经知道,外来户遗产充公法和遇难船法[1032]是不合情理的,它们就是这个时期制定的。当时的人杜绝了自己公正或人道地对待外邦人的必要,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觉得,关于公民法,他们没有任何与外邦人交流的必要。
有些人民居住在狭窄的北部地区,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外来的;有些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财富的来源。狭长且到处都是礁石的海岸,是他们在战争获胜之前的居住地,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就是这些礁石。
为全世界制定了法律的罗马人制定的遇难船法[1033],也是十分仁义的。该法规定,如果是遇难船,沿海居民一律不准劫掠,税务机关也不得大肆征税[1034]。
第十八节一项特殊的规定
如果一个地方混合居住着不同民族的侨民,就需要确立一种使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国家法律之下的习惯。在这一需要的基础上,西哥特法有一项规定——从大海之外的国家过来的商人,在处理内部争执的时候,可以听从自己国家的法官,依据自己国家的法律。可见西哥特法对贸易也不是一无是处,该项规定就是有利的[1035]。我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确立这一习惯的必要性。
第十九节颓败的东罗马帝国的贸易
新兴的伊斯兰教信徒很快发动了征战,随后,这些征战分裂了罗马帝国。埃及君主不再从属于罗马,与印度的贸易照旧维持。其他所有国家的财富都被埃及吸收了,因为印度的商品由它操控着。当时权势最大的君主,是埃及的苏丹。苏丹调动强大的兵力,控制狂热而一往无前的十字军的过程,都有史书记录在册。
第二十节贸易摆脱蛮族束缚进入欧洲的过程
西方蒙昧时代的才子,包括那些迎接并酷爱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善于思考的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了神学院修士们寤寐思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息贷款的说法[1036],也为他们所知晓。其实,《福音书》已经说明了有息贷款的来龙去脉;这些哲学家对有息贷款加以谴责,不管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经商者的不可信,由于这些人加给他们的卑贱而加重。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如果要禁止一项必须从事——按理应该准许——的事业时,就会认为该项事业中的人员是不值得信赖的。
在那时,如果一个民族已经丧失名誉,再让他们发展商业,商业很快就会被搅混,鱼目混珠的因素有可恨的高利贷、行会的垄断、特别征收的税、谋取钱财的各种不正当手段。
犹太人富裕起来的手段是敲诈[1037],这种残暴的掠夺方法,又被君主们拿来加在他们身上。这或许多少能够安慰人民,却没有缓解他们的担忧。
我们想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可以参考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国王约翰囚禁犹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们的财富。他主持审判的方式是以惨烈的肉刑处置大多数被囚禁的犹太人:至少被挖去一只眼睛,其中有一个人,每天拔掉他的一颗牙,终于在八天之后,这个人交了一万银马克;只有极少数的人不必受刑[1038]。约克的犹太人阿隆,被亨利三世榨取了十五万银马克,其中有一万是给他的皇后的。波兰今天进行着怎样残暴的事,当时的英国有过之无不及。英国某些享有某种特权的臣民倒是很有钱,国王们却不能去压榨他们,于是转向他们根本不认为是公民的犹太人,其手法就是过度地严刑逼迫。
最后是一个让人称奇的惯例,而我们知道它是通过废除它的文件,该惯例就是:犹太基督教徒的所有财产,可由国王和贵族没收。有人提出了为这种惯例辩护的理由,但要驳斥起来,这理由真是不堪一击。有人说这个惯例是在考验犹太人,是解除魔鬼对他们的所有奴役,但从君主和贵族无权向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征税这一事实来看,该惯例很明显是一种补偿[1039]。在那时,人的待遇和土地的待遇一样。捎带提一句,犹太民族确实在连续若干个世纪里受到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欺侮。现在给出的没收其财产的理由,是信奉基督教,不久之后,他们还要受到火刑,但理由竟是不信奉基督教。
幸好我们看到了犹太人最终找到保护财产的方法,尽管那是他们的贸易缓慢地从压榨和绝望中走出来,以及被一个又一个国家赶出国境的结果。君王们仍然都嫌弃他们,但他们携带着钱财,钱财是君王不愿放过的,因而,保护钱财的方法使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小地方可以立足。
汇票是犹太人发明的[1040]。暴力偶尔出现在以前的贸易中,有了汇票就不必再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汇票均有效,因而贸易也得以维持。还有,财产变成无形的了,哪怕最富有的商人也不例外。在任何地方之间,这些财产可以不留痕迹地汇来汇去。这样一来,神学家不能再坚持他们以前的无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诚信的名誉重新回到了向来被认为不可信的商人的头上。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这样的归因:是神学院修士们的可笑理论[1041]摧毁了贸易,并带来了随后的一切恶果;是君王们的贪婪使那个君王权力管辖不到的东西的确立成为可能。
事实表明,只凭借权威办事,终归是蠢笨的做法。所以,此后治国时,君王们想到了什么,就不得不表现得更聪明一些。结果,大家都把仁政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作为一条治国经验。
以前不择手段的做法,现在也开始得到纠正,而且成效一天天突显出来。要尽量做出更为温和宽大的决策。现在看来,过去的政变也只是肤浅轻薄的事件,只不过,它所造成的恐怖没能消除。
现在,利益提醒着所有人,心潮澎湃急于作恶的行为,是在干傻事。可以确信,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是幸福的。
第二十一节发现两个新大陆时的欧洲
整个世界的卷轴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罗盘打开的。在过去,人们关于亚洲和非洲只知道几段海岸,今天发现了全部;今天还多少了解了过去一点儿也不了解的美洲。
大西洋的一次航行中,葡萄牙人发现了非洲的最南端和包围它的无边大海。他们能够到达东印度,就是走的这个大海。卡蒙斯的诗集,记述了海上的风险及莫桑比克、默伦德和科泽科德的发现,令人想到《奥德赛》之妖娆和《埃涅阿司纪》之绮丽。
在这之前,威尼斯人遭到的欺侮和伤害,有许多是因为经由土耳其的印度贸易一直操控在他们手里。意大利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在好望角被发现之后就丧失了;当然,还要归因于此后的另外一些发现。甚至可以说,意大利已经没落到了世界的角落,这一状况持续到了今天。至于近东[1042]的贸易,意大利只起到辅助作用,其主要支持者是各大国在东、西两印度经营的贸易。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贸易,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的。他们为印度各个小国的君主们制定了约束性的法律[1043],如今,同样来到印度的荷兰人,则把这些法律强加给了他们。
很难想象奥地利王室富有到了什么程度。查理五世的王位,先后是从勃艮第、卡斯提尔和阿拉贡那时继承过来的。于是,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而他成了皇帝。这个世界帝国不断扩大,一种新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更新的世界,都归他所有。
后来,两个大帝国以及其他若干大国,都被西班牙征服了。这要归功于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尽管西班牙只派了人数少得可怜——甚至一个小国也可以派出——的军队去那里。
西班牙人的发现和事业,主要是往西,而葡萄牙人同时进行的发现和事业,集中在东边。但两国还是相遇了。两国寻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这场大讼案的最终裁决是教皇为两国划定的那条著名的界线[1044]。然而,这种瓜分触怒了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未能享有划分的果实。东印度的葡萄牙人,几乎都被荷兰人赶走了。在美洲,有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西班牙人最初认为,应征服新发现的地区。有些地区的西班牙人聪明,他们意识到可以在那些地区开展贸易。结果,他们在那里的行动指南,就是这观念。其中有几个国家,它们在这里成立商业公司,并由商业公司操控在这里的大权和一些遥远的国家。这种公司唯一的目的就是赚取商业利益,因此,这些公司虽然势力强大,却从属于当地国家,因而这个国家并不觉得难堪。这是一种非常棒的做法。
在以往建立的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具有这些殖民地这样的从属地位:它们本身是从属于当地国家的,再不然,就从属于某个商业公司,而该公司是建立在当地国家上的。
建立这种殖民地,是为了在它与邻国的贸易中,提供更优厚的条件。一切利益照顾双方的原则在这种殖民地与邻国的贸易中必须遵行;不过,它们展开贸易的权力,只归宗主国所有。这些国家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只是开展贸易,不是新建一个城市或帝国。这就是确定这条原则的理由,可见它是很充分的。
欧洲的另一项基本法因此而制定出来,该基本法允许本国法律惩治任何与境外殖民地进行的贸易,因为这种贸易都被认为是纯粹垄断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古人的法律和先例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1045],因此不可引以为据。
还有一条法律,它允许宗主国之间的贸易,但要换成宗主国的殖民地彼此进行贸易往来,绝对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从有殖民地开始,殖民地之间就不允许有贸易。
宗主国保护着殖民地,这明显能够弥补丧失贸易自由给殖民地带来的损失。[1046]宗主国保护殖民地的手段是武力,维持殖民地的手段是法律。这就要引出欧洲关于贸易的第三项法律,那就是:一个殖民地在相应海域的航行,要在它被禁止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禁止,除非另有条约做出规定。
治理一个国家,应该以自然法和它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因为国家对世界的意义,正如个人对国家的意义。如果陆地都可以割让给他国了,那么海洋自然也是可以割让的。迦太基人曾向罗马人提出要求,在某条界线的海域内,不允许罗马人航行[1047]。希腊人也曾对波斯国王提出这样的要求:两国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始终不能短于一匹马一口气所能跑出的路程。
殖民地的安全,未必会由于它远离宗主国而有所降低。当然,宗主国要对它的殖民地实施保护,有时候会照顾不到,可是,距离其殖民地同样遥远的敌国,也难以征服它们。
还有,移居殖民地的人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只能全部来自本国,因为从宗主国到殖民地路途遥远,适用完全不同的后者的气候条件,是很困难的事。迦太基人就禁止撒丁人和科西嘉人播种、培育任何常用的作物,违者处以死刑[1048];迦太基人为他们从非洲运来必需的粮食。这是为了使他们更加依附于宗主国。在今天,我们的做法也跟迦太基人差不多,不同的是他们制定了严酷的法律,而我们没有。安德烈斯群岛上的殖民地,风景极其秀美,我们没有那里可以用来贸易的物品,也不可能有。同样的,我们可以用来贸易的物品,那里也相当匮乏。
欧洲、亚洲和非洲因美洲的发现而连成了一片。在名为东印度的那个辽阔地区,欧洲用来贸易的商品都是由美洲提供的。在贸易中,白银这种金属特别有用,因为它是价值的标记;对世界大型贸易来说,作为商品的白银更是基础。最后,如今极有必要的航行是非洲之旅,因为非洲为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
欧洲以前的任一发展水平,都不如今天的实力高;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欧洲的经济支出、军事参与能力和军队人数能与今天相比。有必要长期保持庞大的军队,即便它没有任何用处,最起码可以拿来耀武扬威。
杜赫德神父认为欧洲全部的内部贸易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的国内贸易。[1049]这可能是事实,除非我们的内部贸易由于外贸而有所增长。欧洲与世界另外三大洲开通贸易和航行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整个欧洲与法国、荷兰和英国开通贸易和航行的价值。
第二十二节西班牙从美洲牟取的财富
欧洲通过贸易从美洲获得了无数利益的说法如果成立,另一个说法就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西班牙通过美洲的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比欧洲更多[1050]。令人吃惊的是,若论数量,西班牙自己拥有的黄金、白银加起来,也不如它从这个新大陆获得的多。
然而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西班牙境内,贫困景象几乎随处可见。世人都知道,继位于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曾宣布破产,而他是出于无奈。他经历了其他一切君主没有经历过的难堪:军队里怨声载道,将士为非作歹甚至发动叛乱,原因是缺乏饷银。
西班牙王国的衰落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财富性质。它的财富有一个内在的日益加大的漏洞,就是说,西班牙的全部财富被这个漏洞一天天泄掉。
黄金和白银虽然也是财富,却是虚拟的,或者说,它们是价值符号。价值符号的性质是,经得住时间流逝,轻易不会损坏。西班牙的金银就是这样的。然而,金银本身作为财富的价值,会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多而减小,因为它们所能代表的东西越来越少。
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放弃自然财富,它开始积蓄的东西是财富符号,而财富符号是会自动贬值的。欧洲特别缺乏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陡然之间获得大量金银之后,它的欲望也是空前膨胀的。然而,被征服国蕴藏着不可胜数的金矿和银矿,西班牙人从那里获取的财富,相比之下是九牛一毛。印第安人藏起了一部分金银,而且他们藏匿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害怕别人知道藏哪里了,因而费尽心机藏在密室里,印第安人则不是特别怕别人知道。他们主要是用金银来装点神庙和君王的宫殿。最后,从所有矿石里提炼金银的秘诀,他们并没有掌握;他们知道的提炼方法,只是用火来分离;他们不知道汞这种东西,更不知道提取黄金时会用到汞。
尽管如此,欧洲的白银也很快翻了一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所有物品都几乎涨了一倍的售价。
裂山挖矿、发明抽水设备、粉碎和分离矿石这些事,西班牙人在美洲都做过,而且,他们强迫印第安人不分昼夜地劳动,就好像印第安人的生命不是生命一样。很快,欧洲的白银增加了一倍,西班牙人却遭到了利润减半的命运。每一年里,他们所获取的贵金属数量相等,其价钱上涨的幅度却减小一半。
白银数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翻倍,利润却减半甚至更多。其中原因是:据我估计,白银的挖出、必要加工、运往欧洲这些工序需要的花费,占总费用的六十四分之一;白银数量如果翻倍,按理那些花费所占比率也要翻倍,然而价值却减半了;黄金的命运也是这样。
随着西班牙的财富一天天下降,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其中原因就是一倍一倍发生着的变化。
西印度地区[1052]开挖矿藏的历史,至今已有两百年。发现美洲之前,世界贸易已有白银流通,至今仍然流通白银,至于前后流通量的比率,我估计大约是1﹕32,翻了五倍。两百年前,每五十担金矿石的黄金产出量为四、五、六盎司[1053],只产两盎司就意味着矿主将会赔本。两百年后的平均产出量为四盎司,这说明黄金开采业已经只能获得很少的利润了。这种推论也适用于白银,只不过,相比黄金,白银的开采能够获得多一些的利润。
丰富矿藏发现得越多,利润越高;利润消失的速度随着矿藏的丰富而加大。
葡萄牙人在巴西[1055]发现多个金矿势必会大大降低西班牙人的收益,进一步说,葡萄牙人的收益,也会因此受损。
我曾多次听到有人指责弗朗索瓦一世,说他应该听从哥伦布的建议去探寻西印度,结果却盲目地拒绝了。现在看来,他的这个决定或许是聪明的,尽管他个人没有意识到。一位丧失理智的国王曾祈求神明,让他所触摸过的一切变成黄金,结果他的生活变得极度困苦,他又只好再次祈求神明的拯救,西班牙的做法跟这位国王如出一辙。
黄金和白银作为符号的价值,由于许多国家的公司和银行先后建立起来,已经大大降低。商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的作用,由于新兴的虚拟方式的出现而一倍倍地加速增长,该过程意味着黄金白银不值钱了,因为它们作为符号的价值已经降低了。
矿山的地位就这样被公共信贷取代了。开矿带给西班牙人的利润,同时也减少。
西班牙人商品的价格,确实由于荷兰人在东印度的贸易而有所提高。因为,荷兰人要在那里获得东方的商品,必须使用白银,这样一来,西班牙人在欧洲过多囤积商品的压力得到缓解。不但经营这项贸易的国家获利,西班牙也从中受益,尽管与该贸易之间只存在间接关系。
西班牙议会提出了一项法令,按此法令,一切在器物之上镀或镶黄金、白银的奢侈行为,一律禁止。我们若要判断这项法令如何,可以参考以上论述。另外,在荷兰各省议会上,有一项法令与此类似,它所禁止使用的是香料。
我没有针对所有矿业提出以上议论。也存在很有利的矿业,比如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矿业。刨去成本,这些矿业的利润比较薄。而且,这些拥有数千名雇工的矿业,建立在本国境内,如此一来,囤积过多的产品就不怕没有人消费。说它们是本国的制造工厂,也是实至名归。
对于种植业,德意志和匈牙利矿业起到促进作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业则起到损害作用。
西印度和西班牙作为两个强国——前者为主,后者是次一级的[1056]——有着同一个主人。西班牙始终被西印度吸引着,因此,没有必要制定政策把主要的变成次要的,制定了也是白费事。
西印度每年接收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是年营业额,大约有五千万,这五千万当中,只有两百五十万来自西班牙。
如果一国的工业、居民人数和土地耕种的非正常税收都不是其财富的必需因素,这种财富就算不上好。西班牙国王虽是巨富,但西班牙王国是穷得可怜的,国王的大量税收来自加的斯;他不向自己的臣民索取什么,一切所需都向外国人伸手。因此,这种贸易完全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落败。
也有办法大幅提升这位国王的实力,只要卡斯提尔的某些省份能够把与加的斯税款相当的款项贡献给他。他如果拥有了大量财富,唯一原因肯定是国家富有起来了。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些省份能够为他提供大量钱财,也会激励其他的省份,进一步讲,各个省份就可以分担赋税以互相支持了,西班牙也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不仅是财富的一个大型聚集地。
第二十三节问题
在西印度的贸易,西班牙既然不能自己经营,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呢?比如交给外国。我想我不太适合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要说一点:西班牙应该采取的一项措施——大体而言是稳妥的——是尽量少阻碍这项贸易,当然,前提是国家政策不会受损。各国都把高价商品出口到西印度,意味着西印度为了换取这少量的外国货要花费大量商品,而它的商品就是黄金、白银;如果价格低廉,就是相反的情况了。因此,对西印度而言,这些国家如果长期以低价战略进行互相压制,或许将是一件好事。这一原则应该得到认真的思考。同时,西印度的安全、关税单一化的好处、重大变革可能造成的危险、可料想到的麻烦等因素,也值得纳入考虑范围。事实上,更危险的往往是那些想不到的麻烦,而不是可预料到的麻烦。
请收藏本站:https://www.bqg992.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qg992.cc
重大变革很容易在贸易中发生,但贸易的性质也有可能保持不变。至于不变的原因,可能是某些物质原因,可能是由于土地或气候的性质。
今天,我们跟印度进行着贸易往来,这活动所需的钱财,是我们自己带到那里去的。罗马人[882]当初与印度进行贸易时,大约每年把五千万塞斯特斯的资金带到印度,并把那里的商品买回西方,我们今天也是这么做的。带去货币换回商品这种做法,每个与印度通商的民族都会采用。
是大自然促成了这种情形。印度人自己的工艺,是与自己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他们在奢华以及其他生活需求上,跟我们都不同,甚至欧洲的一切,他们几乎都不需要。他们的身体大部分没有衣物遮挡,当地资源足以供应他们的衣着需要。深深操控着他们的宗教,使他们厌恶那些我们食用的物品。因此,我们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的金属货币,是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换取货币的东西是自己的商品,他们获取此类商品的量可能会很大,一是因为他们生活简朴;二是当地自然条件的赐予。我们今天看到的印度人的政制、习俗与行为原则[883],过去的贤者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出来。印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变化,哪个民族何时想与之进行贸易,都会单方向带去金钱。
第二节非洲民族
非洲沿海的民族,大多是野蛮民族,甚至还没有进入文明阶段。至于其中原因,我觉得是可居住的小国几乎都被不可居住的地区隔开的缘故。工业和工艺在他们那里都不具备。贵金属倒是特别丰富,但这来自大自然,他们要从自然中获取,十分方便而直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每个与之贸易的民族都能够获得他们的、被非洲人视为宝贝的废物。结果,非洲人虽然换取这些废物,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第三节民族需求存在南北差异
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之间,由于以下原因存在并维持着一种平衡:大自然给了需求很少的南欧国家很多资源,给了需求很多的北欧国家很少资源,于是,前者有足够丰富的生活用品,却几乎用不到,后者生活用品少得可怜,却需要很多。这种平衡就是:南欧国家的人懒散,北欧国家的人勤奋而有活力。如果不想什么都没有以至变成野蛮民族,就只能辛勤劳作。也因此,奴役行为和制度能够在南欧扎根。即便没有财富,南欧民族也可以舒坦地活着,因此,自由就更不是轻松生活所必需的了。但北欧民族却需要自由,因为这种手段使他们可能满足超过大自然赐予的各种需求。北欧民族只能是自由的或野蛮的,否则就只能是窘迫的。而南欧民族如果没有成为奴隶,就几乎全都性情凶猛。
第四节贸易在过去和今天的主要差异
世界形势发生变化,贸易也往往跟着产生重大改变。欧洲如今的贸易流向,主要是由北向南的。然而事实是,每个民族都特别需要其他民族的商品,这是气候不同所致。举例来说,南方的酒类运到北方后就形成一种新的商业,这是古人们所没有的,结果,过去以小麦为准衡量船只的装载重量,现在则以酒桶为准了。
我们了解的古代贸易地点,集中在地中海的不同港口之间,因此,南方几乎就是整个贸易区。如果几个民族处在同样的气候下,它们的产出就几乎一样,因而就不再需要贸易了。不同气候下的各民族则相反。这就是贸易的规模在过去没有今天大的原因之一[884]。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们与印度的贸易,现在这个说法似乎与之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如果两个地方气候有特别大的差异,反而会不再需要对方的任何东西了。
第五节其他差异
征服者有时会破坏贸易,君王有时会干扰贸易。为了远离压迫,贸易只好背井离乡游历世界,在能够享受自由的地方驻扎下来。有些地方在过去只有荒原、大海和岩石,今天却有繁盛的贸易;有些地方今天只剩荒原,在过去却可能是贸易圣地。
古国科尔基思[885]现在是一片大森林,少有人烟,然而谁能想到,它在古罗马时代到处是城区和各国商人。这是过去住在那里的人逐渐把自己卖给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以追求自由的结果。这里现在找不到一件纪念物,我们只能在普林尼[886]和斯特拉波[887]的著作中看到它的废墟和遗迹。
各国人民间的来往史,也就是贸易史。贸易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各民族各种不同形式的灭亡;人口时而激增,时而猛减;时而贼盗大肆前来抢劫,时而门可罗雀。
第六节古人的贸易
赛米拉米斯肯定不是在一天之内得到他那不可计数的财宝[888]的,从中可知亚述人很可能像其他民族劫掠他们一样劫掠了其他富有民族。
财富可由贸易带来,而财富又会导致能够精良化的工艺的奢华。大规模贸易的标志在赛米拉米斯时代已经形成,证据就是那时十分精良的工艺[889]。
贸易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奢侈品贸易史,大规模奢侈品贸易,在亚洲各帝国也曾出现。亚述人的奢华就是米底人的奢华,同样,米底人的奢华跟波斯人的奢华是一回事。
现在在波斯东北部也许看不到尔卡尼亚、马吉亚纳、巴克特利亚等古代繁荣城市[890]了;波斯帝国北部[891]那条被里海、黑海隔开的地峡,往昔无数的城市和众多的民族,如今再也看不到了。可知亚洲发生了重大变故。
帕特洛克鲁斯指出[892],印度商品到达黑海的渠道,埃拉图斯特涅斯和亚里斯托布鲁斯认为是奥克苏斯河。据马库斯·瓦罗表述[893],庞培与米特拉达梯作战时,印度商品到达巴克特利亚[894]的伊卡卢斯河[895],就花费了七天的时间,此后横渡里海进入居鲁士河口到达法希斯河[896],只需五天时间。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族,肯定就是亚述、美德斯、波斯等大帝国用以沟通东方和西方最偏远地区的桥梁。
现在已经没有这条通道了,鞑靼人毁灭了上述所有地区[897],而今在那里恣意妄为的,还是这个嗜好搞破坏的民族。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鞑靼人改变了奥克苏斯河的流向[898],它不再注入里海,而是干枯荒原没了踪影。
鞑靼人还改道了药杀水[899]。在过去,这条河天然地隔开了开化民族与蛮族,现在,大海再也等不到它汇入了。
为打通里海和黑海,塞琉古[900]曾制订出一个计划[901],但该计划在他死后[902]被搁置了。如能实施这个计划,当时的贸易必定会有所改观。假设他没有那么早去世,那么这个计划还能实施在两海之间的地峡上吗?我们无从知道。我们现在对那个地区的了解,少得可怜;那里如今是大片的森林,几乎没有人居住。那里的水源倒还充足,因为高加索山脉上流下来无数条小河。那个计划的一个巨大阻碍就是高加索山,因为它矗立在地峡北部并有许多山像手臂一样延伸到南方[903],特别是修筑水坝的技术,当时那里的人们还没有学会。
后来,沙皇彼得一世也曾想连通里海和黑海。他计划中的动工区形似一条舌头,属塔奈伊斯河[904]流域,靠近伏尔加河。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当年的塞琉古计划中的施工点。然而,彼得一世那时,人们并未发现里海北部一带。
亚洲一些帝国进行奢侈性贸易时,提尔人的朴素性贸易正遍布全球。关于零星分散在沿海各地的各个提尔人民族,博沙尔在《迦南地理》第一章中进行了一一讲述。这些提尔人在沿着大洋海岸线建立居住点[905]之前,先穿过了直布罗陀海峡[906]。
海岸线在那时的作用相当于罗盘,航行者只能靠它指路。他们经历了遥遥无期的艰苦航行。世上关于航海的佳作中,《伊利亚德》排第一位,第二佳作的丰富内容就包括奥德修斯的历险[907]。
对从事朴素性贸易的民族来说,一个有利情况是,由于他们居住位置偏僻,几乎不为大多数民族所知,他们借此优势在贸易中故作神秘而占了全部的便宜,就好像他们见多识广,而其他民族反而一无所知了。
埃及几乎不与外国有任何往来,也没有对外贸易,这是由宗教和习俗决定的。但必须承认埃及若要做到自给自足完全不成问题,因为它有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
埃及人很不在乎对外贸易,当红海沿岸一些小国着手占有红海时,埃及人竟听之任之,结果,属于东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的船队,在红海自由穿行。所罗门王也曾参与航行,并使用了十分了解红海的提尔人。
据约瑟福斯说,犹太人在红海经商的事,只是偶尔发生,因为犹太人的国家以农耕为主,不怎么了解大海。[909]他们的贸易,是在占领了埃拉特和埃松加贝这两座城市才形成的,而它们原先属于以土买人。他们的贸易,后来又由于这两座城市的丢失而一度停止。
腓尼基人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无论奢侈性贸易还是通过征服强行打开的贸易,他们都不从事,但他们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可或缺,除了以上原因,还由于他们节约朴素、心灵手巧、勤奋大胆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亚历山大时期发现了印度洋,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这足以证明,印度洋红海沿岸国家的经商范围,当时只限于红海和非洲海岸。欧洲人把贵金属带去印度并全部花掉[910],这一点已经在前面提到[911],而犹太人的船队则穿越红海带回黄金和白银,当然黄金和白银不是来自印度,而是来自非洲。
我要继续指明,那时的人们只在非洲东海岸航行,更远的地方是无法到达的。关于这一点的充分证据,就是那时的舰队条件。所罗门和约沙法的船队三年之后才回航这一事实,我是知道的,然而要说航行时间长则距离远,我却不认同。
根据普林尼[912]和斯特拉波的记述,希腊或罗马的船只仅用七天就能完成在印度和红海的航程,而用纸莎草制造的船则耗时二十天。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所罗门的船队要用三年才能完成希腊或罗马需要一年的航行。
如果一艘船的理论航速比较低,实际航行起来可能会花费更多时间。因此,航速与航程的比率不是计算不同的船只所需航行时间的唯一依据。比如说沿海航行,对角度变动不定的船只来说,需要等到一定方向的风才能出港,出港之后所需要的风,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了;即使风向多变,一艘好船也能加以利用,而另一艘船就只能停留在不好的方位上,它所需要的风向,可能过几天才会到来。
希腊或罗马的船在一定时间内行驶一定的路程,印度的船在相同时间内则只能行驶三分之一的路程。关于这一现象,从今天的航海状况出发也完全可以理解:纸莎草制造的印度船只,不同于用木材制成并用铁钉联结起来的希腊或罗马船只,前者只能在比较浅的水位航行。
在今天,威尼斯甚至意大利[913]、波罗的海、荷兰等浅水港国家的船只,与上述这些印度船只类似。在这些港口进出的船只,有圆形而宽大的船底,而另外一些国家,一来船底形状使船能够在较深水位航行;二来港口条件也好。前一种船行驶起来,只能利用顺风,而后一种构造的船只,却可以利用侧风。吃水深的船只几乎可以利用任何朝向的风航行在同一方向上,一是因为船只在受风推动时,水在产生阻力的同时也在某个点上支撑住了船只;二是因为船体较长和舵的形状,哪怕是侧面来风,船只也能按照既定方向前行,甚至几乎是逆风行驶。但圆而宽底的船就不同了,它不能没入水中很深,因而受风推动时就没有支撑点,几乎只能顺风前行,不能逆风而上。这种船只在航行过程中,还经常拖拖拉拉,其时间首先浪费在合适风向的等待上,特别是它经常被迫改变航向;其航速低还因为没有支撑点,而且只有很少的几根桅杆。今天的人们已经全面改进了航海技术,各种工艺之间的交流也使技术自身和大自然所造成的缺陷得到弥补或纠正。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两类船只的上述差异,由此可知,这些差异在古代航海业上是相当大的。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有话要说。印度的船只虽小,但比起我们今天的船只,罗马和希腊的船只也不大,当然,这不包括那些为了炫耀而装配的机器。在坏天气中,船只越小越危险。暴风会覆没小船,却只能给大船带来一些损伤。大船的体积与表面面积之比,大于小船的体积与表面面积之比,因此,同样的表面面积,小船的重量或载货重量不如大船。一种普遍且众所周知的计算方法是,一条船的排水量,是其载货量的两倍。因此,如果一条大船的排水量是八百桶,就能够装载四百桶的货物,比例是8﹕4;如果一条小船是四百桶的排水量,则是两百桶的载重量,比例是4﹕2。假定它们表面面积之比为8﹕6,则小船的表面面积为6,而其载重量只有2,而大船的表面面积和载重量比例则是8﹕4。[914]这就表明,大船在恶劣天气中的抵抗力,强于小船,因为船只有表面受到风和水的作用力。
第七节希腊人的贸易
海盗是希腊这个民族的开创者。米诺斯能够取得海上霸权的原因,大概只是他更能成功地劫掠他人。他只在自己岛屿周围实行着海上霸权,但当伟大的希腊民族形成之后,海上霸主这个名头就真正落实了。这个民族称霸的原因有:首先它是经商的,在商业领域很成功;当时最强大君主国家[915]的法律,就是希腊人制定的;叙利亚、塞浦路斯岛和腓尼基在海上的势力,都败给了希腊。
关于雅典的海上霸权,我们应该多说几句。色诺芬关于雅典海上霸权的一个说法,可能会给读者一种雅典人是英国人的感觉[916]。他说:“虽然海上霸权已经归雅典人所有,但阿提卡[917]有一部分毗邻大陆。过去与较远内陆民族战争的时候,阿提卡人曾战败并遭到敌人践踏。在阿提卡权贵的土地上,敌人肆意蹂躏,权贵们无力阻挡,只把自己的财产运往某个小岛藏起来。没有土地的小民们倒是不必担惊受怕。然而,当雅典人在岛上定居并在海面上称霸时,就获得了侵扰他人的能力,海上霸主的身份又使其他民族不能侵害他们。”
雅典人对光荣的渴求并没有帮他们施加更大的影响,只是让他们有了更重的嫉妒心。对于海上霸权,他们更关心如何扩张,不考虑怎样享用。雅典的政治体制使得公共财富可由下层人民共享,却压榨富有阶层。雅典人的贸易规模,本来可以相当大的,因为他们有矿山、无数奴隶、海民,而且,希腊各个城市都承认雅典的权威,更不要说,良好的政治制度已经被梭伦建立起来。然而。雅典人实际只在希腊和黑海的范围——也是他们赖以为生的范围——内从事贸易。
科林斯隔开两片海域,盘踞在伯罗奔尼撒,经过它就进入了希腊。这样的地理位置算是极好的了。科林斯在过去曾是最重要的城市,那时候,希腊人民自成一个世界,每个希腊城邦自成一国;它所经营的贸易,比雅典还要大,从亚洲和意大利过来的商品,各有一个港口专门接收。反方向的多股风经常在马勒厄角[918]相遇,结果吹翻了那里的船只。所以,绕过这个海角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航行者更偏向科林斯,至于船只的跨越,他们不惜在陆地上运送。科林斯工艺的精湛程度,是其他任何希腊城邦都比不上的。科林斯习俗的败坏,要归咎于富足的生活,而其进一步的腐化则是宗教的后果。这个城市修建了一座维纳斯神庙,培养了一千多名妓女。许多知名的美女被亚蒂纳欧斯大胆地写成传记,而她们当中的大多数,正是从这所修道院走出来的。
在荷马时代,堪称富足的希腊城邦,大概有罗德岛、科林斯和奥尔霍迈诺斯。荷马说[919]“丘比特把巨额财富给了他所偏爱的罗德岛人”,并用“富足”一词来形容科林斯[920]。
哪些城邦拥有大量黄金呢?荷马在谈论了底比斯之后,还以奥尔霍迈诺斯为例进行了说明[921]。奥尔霍迈诺斯最后没能像罗德岛和科林斯那样成功保住自己的势力。在地理上,奥尔霍迈诺斯近邻赫莱斯庞、普罗庞提斯和黑海,这使人们自然地认为它的财富来源于它在这几个海岸的贸易。这项贸易也是“金羊毛”传说的出处。实际上,奥尔霍迈诺斯所得到的名字,不仅有米尼阿热斯[922],还有阿哥诺特。然而,人们后来普遍知道了这几个海,希腊人在这里建了许多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既与蛮族人通商,也联络着土著人民。这就拉开了奥尔霍迈诺斯衰落并再次隐没于诸多希腊城邦当中的序幕。
在荷马之前,希腊人基本只在自己人之间从事贸易,或者只与蛮族进行贸易。可是,新组成的族群促使他们开始扩张自己身为霸主的权力。希腊这个半岛有许多海湾,不论在哪个方向,大海都受到希腊海角的欢迎。国土虽然狭窄,海岸却很宽阔,在希腊半岛这个巨大的环上,分布着无数殖民,通过它们可以看到世上任何一个民族,当然,蛮族除外。希腊人以建立国家为目的来到西西里、意大利、黑海、小亚细亚乃至非洲,并取得了成功。希腊城邦的繁荣,随着它与新族群距离缩小而增进。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其美妙的局面:希腊的第一道防线,就是环绕着它的无数小岛。
希腊因何而繁荣?在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的运动会是全世界的运动会;世上每个君王都来到希腊,祭拜希腊神庙里的神;各地人群都庆祝着希腊的那些节日;所有人都受希腊那些博学哲人的吸引,并持续保持关注;希腊的志趣和艺术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任何想要超越它们的表现,反而会暴露自己在这方面的愚蠢。
第八节亚历山大及其征战
攻克提尔、征服埃及、远征印度和发现印度南部大海这四件大事,均在亚历山大在位期间发生,并使贸易领域出现了重大变革。
波斯帝国甚至远在印度河[923]一带开疆辟土。遣人航至印度河并直达红海这种事,远在亚历山大之前的大流士[924]已经做过。可是,经过南部与印度人经商的第一批人,竟是希腊人,波斯人为什么没能这么做呢?他们的帝国濒临大海,他们为什么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呢?印度的确是被亚历山大征服的,但与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征服它并不是必要条件啊!关于这个问题,我现在就要说几句话。
在某种程度上说,波斯帝国确实已经征服阿里亚纳[925]这片辽阔的土地,也就是说,从波斯湾到印度河,从南方大海到北方的珀鲁帕米苏斯山脉,都归波斯所有。但这片土地南部的土地非常贫瘠,寸草不生。传说此地曾使拉米斯和居鲁士的军队灭亡,即便是有舰队尾随的亚历山大来到这里,也有一大部分陆军遭到厄运。波斯人的做法是,让伊契欧法基人、奥利特人和其他蛮族来控制这一整条海岸线[926]。此外,由于航海方面的陌生和宗教原因,波斯人根本不愿意进行海上贸易[927]。至于大流士为什么派人巡航在印度河和印度洋上,那也不是他真的有航海的计划,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想展现自己的强大。因此,这次航海没有进行任何后续行动以开展贸易或航海事业。大流士本就无知,现在看来还很愚昧,此次航海就是证明。
不但如此,人们一直认为[928]印度南部是荒芜之地,根本没有居民,直至亚历山大的远征[929]。是传说促成了这种说法的流行。传说赛米拉米斯曾到达那里,最后只有二十个属下能够跟他回去;还有居鲁士,只有他和七个属下[930]得以生还。
亚历山大成功征服了印度南部。其实,他最初突入印度的开口在北方,按原计划,他想一路东进,却发现南部有许多国家、城市和河流。
此时,借助建立在各地的殖民地,通过贸易,他已经成功建立起西方与各地的联系,他萌生了如法炮制的计划。
那支南下的舰队是他派人在希达斯派斯河[931]上建成的。该舰队进入印度河干流后一路南下,一直来到了印度河口。来到帕塔勒,命令陆军和舰队原地不动,自己则亲自带领几艘船去大海上考察,并标出了许多地点,在那些地方,他要设置港口、避风所和兵器库。回到帕塔勒后,他离开舰队一人走陆路,这样他就可以跟舰队互相提供支持和帮助了。舰队从印度河河口北上的路线,穿过了奥利特人和伊契欧法基人地区,穿过了卡拉马尼亚[932],还穿过了波斯的河岸。他希望沿海一带能够入住开化的民族,于是沿途下令开挖水井,建立城邦。他下令伊契欧法基人不准再把鱼作为食物[933]。此次航行长达十个月,相关日志出自尼阿库斯[934]和奥内西科塔瑞斯[935]之手。到达苏塞之后,舰队与亚历山大会合,亚历山大设宴,重重犒赏了军队。
亚历山大修建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目的是保护埃及。他的先王们曾把这里作为一把钥匙,禁止人们进入埃及,[936]如今他又把这里作为一把钥匙,却鼓励人们进入埃及。然而他此时还根本没有萌生出贸易的念头,由于后来他发现了印度洋——这是唯一因素——他才开始想经商。
可是,印度洋的发现也似乎根本没有促使他重新考虑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发展。但整体来看,他打通印度与罗马帝国西部贸易的想法是真实的。然而,这项贸易计划没能通过埃及而得以实现,因为他太无知了:印度河与尼罗河他都已经见到了,但他还完全不知道两河之间的阿拉伯海。他想在幼琉士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大河上航行,于是刚从印度返回就下令新建舰队[937]。当波斯人设置在这几条河上的障碍物被拆除后,他发现波斯湾原来是通向大洋的。他需要像过去重新认识印度一样重新认识这个大洋。[938]他下令在巴比伦建造一个港口和兵器库,该港口可供一千只船停泊。为了在腓尼基和叙利亚招募船夫,他拨出了五百塔兰的款项。这些船夫是预备分派到沿岸各个殖民点上的。除了这些,他还修建了许多大工程,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河和亚述的其他河流上。这一切证明他通过巴比伦和波斯湾与印度通商的想法是千真万确的。
有些人下论断说,亚历山大曾经想在阿拉伯[939]建立自己的帝国,理由是他曾尝试征服阿拉伯。但阿拉伯对他完全是陌生的,他可能在那里建国吗?[940]还有,世上最不方便到达的地方,就是阿拉伯,他建国阿拉伯意味着有一天可能会远离它。即便是成功远征至此的哈利法们,也是很快离开而定居他处。
第九节亚历山大后希腊诸王[941]的贸易
人们在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时几乎不了解红海,完全不知道红海所连通的那个大洋。该大洋一面是非洲海岸,一面是阿拉伯海岸。他们甚至认为没有办法绕过阿拉伯半岛。或者从这一侧,或者从那一侧,曾经有人计划绕行,结果都放弃了。有人说[942]:“在阿拉伯沿岸的南部海上航行,这怎么可能办得到?阿拉伯半岛以北地区曾几乎吞没冈比西斯横穿于此的整个军队;巴比在塞琉古时,拉各斯的儿子托勒密派军队前往增援,路上经历了匪夷所思的困苦,他们只能趁夜里行军,因为白天实在太热了。”
看不到波斯人任何的航海行迹。后来,被波斯人征服的埃及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人们对航行领域的无视,达到了极致,不但对提尔人、以土买人、犹太人等航行在大洋上的民族感到陌生,甚至对于那些航行在红海上的人,他们也一无所知。他们原来在航行方面的知识为什么几乎全部丢失,我想到的直接原因是,第一个提尔国和红海附近的若干小国及城邦,被尼布甲尼撒[943]摧毁了。
尼罗河泛滥而形成的那个狭长地带就是波斯时代的埃及,其疆土被两侧的高山夹得紧紧的,还没有到达红海[944]。这就有必要再次发现红海和大洋。应该说,如果没有希腊诸王的好奇心,就不会有这个发现。
希腊诸王先后追溯尼罗河的源头,在尼罗河与大海之间的陆地上,他们捕猎大象,并发现了大海[945]的边沿。各地命名时都使用了希腊文,就是因为在希腊人的时代发现了大海。各地庙宇所供奉的诸神,也都来自希腊[946]。
埃及的希腊人所从事的贸易,覆盖了极广大的地区,红海的各个港口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身为所有贸易国家之强敌的提尔,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世界的中心转向了埃及。埃及当地的古老迷信,并没有给埃及的希腊人带来麻烦[947]。
叙利亚诸王的贸易范围,只限于奥克苏斯河和里海的印度北部,并让埃及诸王去经营印度南部的贸易。人们那时觉得里海是北方大海的一部分[948],甚至怀疑里海是连通大洋的——经过黑海或者某个通向印度洋的东部大海。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行将就木的亚历山大还建造了一支舰队[949]。为了更了解里海,塞琉古和安提奥库斯在亚历山大之后同样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派舰队长驻里海[950],并分别发现了一个海:塞琉希德海是塞琉古发现的,安提奥吉德海是安提奥库斯发现的。在里海一带开展的计划,他们都集中投入注意力,却忽视南边诸海。红海已经牢不可破地掌控在他们手里,至于其中原因,可能是前后几位托勒密国王驻红海舰队的功劳,也可能是由于波斯人嫉妒并仇视航海业,而这被他们看在眼里了。那里直到亚历山大去世前不久才出现海员,在这之前,波斯南方沿岸一直不能派海员过去。然而,埃及诸王如果要开展航海事业,可以坐享一切便利,因为他们主宰着塞浦路斯岛和腓尼基,以及小亚细亚沿岸许多地方;只要这些臣民放手去做,他们的航海天赋就会自动发挥出来,根本不需要什么强制措施。
里海是大洋的一部分,古人的这个观念,现在要理解起来也比较难。一个错误,如果不等到不得不修正的时候,人们就会一直错下去。因此,人们的这个想法,即便遇到了亚历山大和叙利亚诸王的远征,遇到了帕提亚人和罗马人的攻伐,也没有改变。人们对里海的了解,最初只限于南部,并以为那就是大洋,这个观点即便后来沿着里海海岸上溯时也没有改变。那次北上的最大范围,东边是药杀水,西边是阿尔巴尼亚[951]边界。人们之所以认为里海北部就是大洋,应该是因为那里泥泞的浅水区过多而不适合航行[952]。
亚历山大的军队在东边一直达到了最后一条汇入印度河的支流希巴西斯河,所以希腊人在印度最初只在一个相当狭小的地区经营贸易。塞琉古向着印度更深远的地方前进,一直来到恒河[953],又在那里发现了孟加拉湾。孟加拉湾是恒河所汇入的一片大洋。我们今天发现陆地的途径是航海,而前人所发现的海洋,得益于他们陆上的征战。
虽然阿波罗多鲁斯已有记述,但斯特拉波似乎另有看法,他怀疑巴克特利亚的希腊诸王所推进的距离,比塞琉古和亚历山大要远。在东边的进程,巴克特利亚的希腊诸王确实比不上塞琉古,但另一个事实是,他们在南边超过了他。他们航海事业的开端是他们发现锡哲和马拉贝尔的一些港口[954]。我马上要详细讨论他们的这一发现。
根据普林尼所说[955],他们开辟的通往印度的航线,从前往后共有三条:最初一条也是亚历山大的舰队所走的那一条,从锡亚格尔角[956]开始,经印度河河口直到帕塔伦岛。后来的一条航线更短一些,也更为安全[957]。因为需要更少的时间通过,所以普林尼才说它更短。即从锡亚格尔角到锡哲。这个锡哲只可能是斯特拉波所说的[958]、巴克特利亚的希腊诸王所发现的那个锡哲王国。这条航线显然比印度河还要偏僻,因此,为了快速抵达终点,就必须避免总是沿着海岸曲折前进,还要利用好风势。第三条航线始自红海出口处的港口甘斯或奥赛利斯,在西风的帮助下到达慕济利斯,再前往其他港口。慕济利斯是印度航线上的第一个商埠。这条航线商人们也会用到。
可见他们抛弃了起于红海沿着阿拉伯半岛向东北直达锡亚格尔的路线,而是先向西行,然后借着季风的力量到达东边。人们就是在这片海域的航行中发现季风变化的。对古人而言,风在功能上如同一个罗盘,没有季风和信风[959],他们就不敢离岸远航。
至于印度航行的时机,航海家的日志完全证实了普林尼说法的正确性:仲夏出发,十二月底或一月初返回[960]。非洲的半岛与恒河的半岛之间的印度洋一带有两个季风,第一个季风从八九月份开始,风向由西向东;第二个季风从一月份开始,由东向西。由此看来,托勒密的舰队出发并开始返航的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离开非洲和返航的时间。
从帕塔到达苏塞,亚历山大的舰队耗时七个月之久。该舰队出发的时间是七月份,如果换成今天,从印度返回的任何一条船,都不敢在这个月份出海,因为在六月、七月、八月里,两个季风交替变换,不知道风向什么时候就变了,虽有固定的北风,却被常见的风搅乱,结果,沿海地区经常出现恐怖的风暴。这就解释了亚历山大的舰队为什么耗时那么久,因为他们是在七月起航于帕塔勒的,途中经历了许多风暴,前进过程中还有季风的阻挠。
普林尼指出,人们想到,从亚历山大里亚到红海的这段航程若要顺利完成,季风风向改变的当口是可以利用的,于是选择在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动身前往印度。
从印度到红海,大流士耗时两年半[961];从印度河出发到达苏塞[962],亚历山大的舰队经历了十个月,其中三个月航行在印度河上,七个月在印度洋上;后来,只需四十天就可以从马拉贝尔海岸出发到达红海[963]。我们应该注意到,航海业就这样是这样一步步完善起来的。
斯特拉波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不怎么了解希巴尼斯河与恒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他说那是因为从埃及航至印度的人很少最后走到恒河。我们所看到的舰队的表现证实了这个解释,他们避开那片大陆,就是说,经过科摩罗角和科罗曼德尔海岸、绕过半岛继续前进、最后来到恒河这种航行,他们已经放弃了;在季风东吹时趁机出发,从红海海口来到马拉贝尔沿海的商埠,并长期停在那里。埃及诸王和罗马诸王,都制订了同年里回航的计划[964]。
这就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印度贸易的规模远不如我们今天的原因。他们那时并不了解如今已为我们熟知的广大地区。况且,我们今天的贸易,是向所有印度国家开放的,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经商和航海也是为了他们。
然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项贸易上相对我们的优势是,他们有更多便利条件去经营。假设我们今天的生意范围只局限在古扎拉特和马拉贝尔沿岸,并等着岛民把商品送到我们手中,而无意探寻南方的小岛,就应该走埃及内陆路线,而不必绕过好望角远航。斯特拉波指出,古人与塔普罗巴奈[965]各民族通商的[966]方式,就是取道埃及。
第十节环非洲航行
我们发现,人们在没有发明罗盘的年代也进行了四次环绕非洲航行的尝试。欧多克索斯为了避免托勒密·拉蒂鲁斯[967]的怒火降临到自己头上,若干腓尼基人受尼科二世之命[968],都曾从红海开始绕非洲航行,并取得成功。沙塔斯普受薛西斯之命,汉诺受迦太基人之委派,从直布罗陀海峡出发,也环绕非洲航行,却失败了。
必须找到并绕过好望角,这是环绕非洲航行的关键所在。航行至好望角,可从红海出发,亦可从地中海出发,前者相比后者距离缩短了一半。从红海沿海岸线到达好望角的航线,比从好望角北上到达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更安全[969]。直布罗陀海峡到好望角的航行,直至罗盘发明以后才成为可能,因为罗盘使航行者可以在辽阔的大洋上航行,而不必紧靠着海岸。[970]由此可见,在当时,可以从红海进入地中海,却不可能从地中海进入红海[971]。
既然这个大圈子如此难行,人们就避开它。结果,东非的贸易通过红海经营,非洲西岸的贸易由直布罗陀海峡去经营。这样的航路更人性化。
今天的一部分非洲海岸,从海湾深处的赫卢姆城到迪拉,即巴拜尔曼德海峡,是埃及的希腊诸王首先在红海发现的。另一段海岸,即从马布曼德布海峡到红海口的亚罗马蒂亚角[972],对航海家们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关于这段海岸,阿特米多尔清楚地说道[973],当时的人们知道每个港口,却由于他们是在陆地上发现它们而没有人实际在海上航行过,因而不知道各地方之间的距离。
绕过亚罗马蒂亚角,就来到了大洋上,可人们压根儿不了解这片大洋,这是埃拉图斯特涅斯和阿特米多尔的记述清楚指示给我们的[974]。
斯特拉波生活的时代,也就是奥古斯都时代。此时的人们对非洲海岸的认识,只达到了以上限度。然而,斯特拉波由于不了解所以没有记述在书中的拉普特姆角和普莱苏姆角,却在奥古斯都之后被罗马人发现了,而且一目了然,正是罗马人命名的这些地方。
哈德良和安托尼努斯·皮努斯在位期间,也是地理学家托勒密生活的年代。无论《埃里特瑞安海航行实录》的作者是谁,可以肯定的是,他生活在比这一时期更靠后的年代。然而,关于已知的非洲的尽头,按照托勒密的记述大约在南纬14度的普莱苏姆角,而《埃里特瑞安海航行实录》则认为大约在南纬19度的拉普特姆角。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托勒密所理解的尽头,是人们已经到达过的地方[975];而《埃里特瑞安海航行实录》的作者所理解的尽头,是人们还没有到达过的地方。
我坚信以上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了解到,只有食人部落环绕普莱苏姆而居。[976]关于亚罗马蒂亚港和拉普特姆角之间的诸多地方,托勒密都有提及,却完全没有提及从拉普特姆到普莱苏姆这一带[977]。在当时,人们已经从印度的航行中获得丰厚回报,因而完全没有兴趣再去尝试环绕非洲航行。罗马人在这一带的航行,看起来不是很多,他们是在陆地上行进时发现了那些港口,如果有一些是航行中发现的,也是船只迷失于风暴中的无心之举。我们今天已经非常了解非洲沿岸了,却还不怎么了解非洲内陆[978],而古人当时的情况正与我们相反。
腓尼基人和欧多克索斯曾成功地环绕非洲航行,这我已经在前面说过,但地理学家托勒密时代的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两次航行是滑稽可笑的。据托勒密指出[979],当时的印度其实只是一个湖泊,因为在亚洲和非洲之间,从“大海湾”到普莱苏姆角,中间还有一大片未知的陆地。至于他说的“大海湾”,我觉得就是暹罗湾。古人对印度的认识,是从印度北部开始然后向东,这才有了那片未知陆地位于南方的印象。
第十一节迦太基和马赛
迦太基人所拥有的那部万民法奇特得近乎怪异,它规定:任何外来人只要到了撒丁岛,或者到直布罗陀海峡经商,就一律处以溺死[980]。还有,其政治法居然规定撒丁岛居民不得耕种土地,如有违反,一律处死。这种怪异绝对堪比上一规定的怪异。该万民法为增强自身势力,不惜利用财富的手段;为收敛财富,它也敢于仰仗于自身的威严。濒临地中海的非洲沿岸乃至大洋沿岸,都在它的权势和操控之下。接到迦太基元老院的指令,汉诺在直布罗陀到塞奈这一海岸线上安置了三万迦太基人。他说,大体而言,从直布罗陀到迦太基的路程有多长,从塞奈到直布罗陀的路程就有多长。我们通过塞奈绝佳的地理位置知道了汉诺是怎样安置这三万迦太基人的,那就是只在北纬25度——加那利群岛以南2—3度一段——为他们建立定居点。
在塞奈期间,为了在南方发现更多东西,汉诺进行了一次航行。但是,由于没有准备足够的给养,他在沿岸航行了二十六天之后就无奈返航,结果几乎丝毫没有增进对非洲大陆的了解。他的这次航行,在迦太基人那里也似乎根本没有派上用场。据希拉克斯[981]说,塞奈以南的海域不利于航行,因为水位变浅,且污泥和海草较多[982]——这是实情[983]。希拉克斯则说,其实汉诺的船队克服了后来的迦太基商人可能遇到的障碍,该船队的六十艘船只配有五十支桨。相对地看,总是存在困难。我们还应该知道,一场探险如果是为了检验魄力和勇气,它所产生的效果就不同于一般的出行。
有关古代航海情况的优秀著作,汉诺的记述就是一例。他的记载剔除了一切虚夸成分,因为那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作为。凡是伟大的将领,总会简洁平实地记录自己的成果,对他们而言,记述本身并不值得骄傲,开创或带来了什么才是光荣。
汉诺平时就不会有意说惊人的话,在记述航行话题时贯彻了这一作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非洲的气候、地质、民俗和风尚,完完全全就是他所描述的样子。人们甚至怀疑,他的航海日志是不是今天的一位航海人所写的。
在陆地上,白天静悄悄的,到了夜里,有乐曲从陆地上传来,能够听出是多种乐器,大大小小的火光散布在陆地每个角落。[984]这是汉诺在载兵船上观察到的景象,而今人的描述同样证实他所言不虚。为了避暑,这些野蛮人白天藏在森林里;夜里为了避免野兽侵袭,他们才点起大火;舞蹈和音乐让他们乐此不疲。
汉诺还描述了一个火山,就是维苏威火山,他描述的每个细节,都完全吻合我们今天所见。有人认为汉诺所记述的另一件事是真的,我们应该保留这真实性:迦太基人杀死了两位身上长着长毛的妇女,因为她们不愿意跟他们走;在汉诺的命令下,她们的皮被带到迦太基。
汉诺的记述之所以弥足珍贵,是因为在有关迦太基人的作品中,它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然而人们[985]觉得它滑稽可笑,因为他们在里面是被讨论的对象。罗马人对迦太基人的憎恨一直延续到了他们被毁灭之后,但“迦太基人的诚信是最轻贱的背信弃义”这种说法是获胜罗马人的定论,反之,如果是迦太基人获胜,他们也会这么说罗马人。
甚至某些现代人依然坚持着偏执之见[986]。他们说道:“怎么不见汉诺所记述的那些城市?因为它们早在著作家普林尼的年代就消失了,连一丝遗迹也没有留下。没有全部消失才叫奇怪呢!难道说科林斯或雅典都是汉诺所修筑的城市?”汉诺让一些迦太基家庭定居到那些适合进行贸易的地方,并使之能够免遭野蛮人和野兽的袭扰。但这是短时间内的简单安排,结果迦太基人还是遇到了灾难。非洲航行的暂停就跟这些灾难有关。被屠戮的灾难恐怕是必然的,再不然,野蛮人收编了这些家庭。我还要指出,即便这些城市可能留有遗迹,人们要去寻找它们,也不会前往森林或沼泽。但这些海岸的确出现过巨大的迦太基人居住地,这是希拉克斯和波利比乌斯的记述告诉我们的。汉诺的那些城市的遗迹仅限于此,事实上,整个迦太基本身也几乎只有这些遗迹。
其实,当时的迦太基人,距离财富只有一步之遥。北纬4度、东经15度这个地方的海岸遍布黄金,它附近的海岸也堪称绝佳,如果迦太基人能够来到这里,就能发现这些海岸并开展贸易。那里的贸易即便在今天也比不上当时的贸易重要,就像今天所有国家的财富似乎都败给美洲的财富一样。如果他们能够走到那里,还能发现许多罗马人抢不了的财宝。
有些人关于西班牙财富所说的那些事情是惊人的,比如亚里士多德[987]。如果他说了值得相信的话,那么,迦太基人就算用尽他们的所有船只也装不完他们在塔泰苏斯登岸发现的白银。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一些最常见器皿也是白银做的。狄奥多罗斯还说[988],迦太基人在比利牛斯山也发现了惊人数量的黄金和白银,结果,甚至他们船上的铁锚都装饰着金银。这都是一些不可信的民间传说,以下描述却真实无误:
贝蒂斯河源头的银矿上——银矿在名为“银山”[989]的山上——超过四万的矿工,为罗马人生产白银,日产量为两万五千德拉克马。五十马克约合一法郎,这么算来,其白银年产量就是五百万英镑。这段文字出自波利比乌斯[990],斯特拉波引为己用。如此看来,银山应该就是那时的波托西[991]。今天,汉诺威银矿能够以不足当年西班牙银矿四分之一的矿工数达到更高的产量。罗马人和希腊人如果知道了西班牙的丰富矿藏,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罗马人除了铜矿几乎再无其他矿藏,有银矿也少得可怜,而希腊人所了解的矿藏,只是阿提卡贫乏的矿藏。
据说,一位名叫罗德、经营金矿的侯爵在西班牙继位战争中丧尽家财,来到了扶贫院,他在那里建议法国政府去开采比利牛斯山的金矿,并举了提尔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例子,政府通过了这个建议,于是他得以东山再起[992]。但是,尽管到处搜寻金矿试挖,并多次以先前的实例为证,终究没能成功。
控制了黄金贸易和白银贸易的迦太基人,还想进一步控制铅和锡的贸易。他们用车辆运送铅和锡,从高卢的各个大洋面港口出发,以地中海沿岸的各个港口为目的地。迦太基人派希米尔科去卡西堤里岛建立定居点的目的是绕过中介直接得到这些金属[993],这些小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基本上就是锡利群岛。
有人认为迦太基人已经有罗盘了,理由是他们能够从贝提卡航行到英格兰。然而迦太基人的航行紧贴着海岸,这显然也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要证明当时没有罗盘,希米尔科[994]从贝蒂斯河口到英格兰的航行耗时四个月这一事实就足够了,再给出其他证据也是多余。但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故事[995]:航行途中,一个迦太基船员发现罗马人的船只正迎面驶来,为了不让罗马人知道前往英格兰的航线[996],他故意让自己的船只进入浅水处而停住。从中可知两条船是在靠近海岸的水域相遇的。
认为古人可能曾在海上航行就说明他们有罗盘这种论断,其实是不正确的。很明显,古人即便没有罗盘,也可以像我们今天有罗盘引导一样自如地航行。离开海岸的船只在那时也有可能一路遇到晴天,夜里又能看到北极星;在白天,则日出日落都能观察到。当然,这不是每次航行都能遇上的情况,只有运气好才行。
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和平条约结束,我们在这条约中发现,迦太基人对海上霸权最为关注,而罗马人在意他们在陆上的霸权能否长久保持[997]。汉诺在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谈判中声明,罗马人在西西里海洗手,在普尔切里海角航行,[998]在西西里[999]、撒丁岛和非洲——不包括迦太基——经商,这些行为都是他不能容忍的。从中可以发现,迦太基人抱着不让罗马人在那些地方获利的目的。
在迦太基和马赛的早期接触中,若干次战斗是由捕鱼引起的。[1000]战争平息的年代里,双方争斗的战场是朴素性贸易。马赛忌妒迦太基是难免的事,因为它虽然拥有匹敌迦太基的工业能力,其声势却不如迦太基。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马赛反而十分忠诚于罗马人。在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战争当中,马赛的财富积累来自渔翁之利,因为它摇身变成了屯货市场。它的繁荣和光鲜更被沦为废墟的迦太基和科林斯衬托出来。在罗马内战中,马赛只能采取支持某一方这种盲目的态度,因为罗马人其实丝毫不在乎马赛的贸易,因此,内战意味着在罗马人庇护下的马赛要过不上好日子了。
第十二节德洛斯岛和米特拉达梯
德洛斯岛成了科林斯商人在科林斯被罗马人毁灭后争相前往的地方。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个小岛是安全的,是因为受宗教和信仰的影响[1001]。不仅如此,该岛也适合经营意大利和亚洲的贸易,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这项贸易的重要性在非洲贸易衰落和希腊贸易日趋下滑之后突显出来。
已有前述,早期的时候,希腊人已经在普罗庞提斯和黑海建立了殖民地,在后来,这些殖民地的法律和自由并没有被波斯人的统治破坏。而亚历山大只把蛮族作为远征对象,对这些殖民地手下留情[1002]。它们当中一些被本都[1003]国王占领了,但是,其政府机构没有被废除[1004]。
对这些殖民地的占有,大大增强了本都国王的势力[1005],于是,米特拉达梯能够在各地募兵,不断填补兵员损失[1006];工人、船只和作战器械,越来越充盈;以贿赂方式争取到盟友,对象是罗马人的盟友甚至罗马人;为了能够进行长期战斗,还招募亚洲和欧洲的蛮族中的雇佣军[1007],除了武装这些雇佣军,在军队训练上还把罗马人的军事技术[1008]教给他们;他的部队里,还有大量投降的罗马士兵。结果,虽然遭受了严重损失和挫折,却躲过了彻底毁灭的劫难。可惜,这位国王在兴盛时挥霍着伟大君主在危难时期的艰苦成果,终于没能善终,如果他没有骄奢淫逸,本来是可以保全的。
攻破迦太基,战胜腓力、安提奥库斯和佩修斯之后,罗马人可谓已经达到顶峰,但就在这个时候,米特拉达梯破坏了这个大好局面。在希腊和亚洲,战争给米特拉达梯的朋友或敌人都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由于双方实力强大、势均力敌,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灾难也降临到了德洛斯岛,在每个地方,以经商为生的居民都遭到了彻底的打击,可以想象,这几乎也毁灭了整个商业。
迦太基和科林斯就毁在罗马人手里。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罗马人所遵循的体系,他们尽一切可能破坏被征服国的目的是避免以征服者的面目被人看见。这种做法其实是加速自己的毁灭,不过未能发生,因为他们把整个世界都征服了。希腊在黑海的殖民地,落到了本都国王手里,那里有一些因素能够令他们开创伟业,而他们却没有保护它们不受破坏的心思。
第十三节罗马人的品性与航海事业
陆军是罗马人唯一重视的军种。罗马人至死都不会动摇自己的陆军精神,就是在“英勇战斗,死在进攻”的路上。迎战、逃跑、返回再战,遇到危险就躲避,不依靠实力而倚重伎俩,这些属于水军的做法,罗马人很看不上。希腊人都不具备这些品性[1009],更不要说罗马人了。
因此,罗马人把那些地位低、不能加入罗马军团的公民派去航海[1010],被释放的奴隶是常见的水师士兵。
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再对陆军或水军有所偏爱或轻视。陆军不再拥有以前的技艺[1011],水师的技艺也有所提高[1012]。现在的人们是否重视一件事情,衡量标准是需要何等的智慧才能做好这件事情。
第十四节罗马人的商业品格
在商业方面,罗马人从来没有嫉妒心,至少从未有人发现过。罗马人并不是由于迦太基是一个商业国而征讨它的,而是因为迦太基是敌人[1013]。罗马人也会鼓励和让利于某些自己统辖范围之外的商业城市,比如说,为了增加马赛的实力,罗马人把几个地方割让给了马赛人。罗马人满心戒备着蛮族的举止,却丝毫不担心经商国家作乱。罗马人远离商业的原因,还有他们的品性和光荣心,以及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政体形式。
战争、选举、策划和诉讼是城市罗马人的生活主题,耕作则是乡村里罗马人忙碌的目标。不管哪个罗马行省都容不下商业,因为它们实行的政体都是严苛和暴烈的。
罗马人的万民法对商业的排斥,丝毫不输给他们的政治制度对商业的排挤。“我们并不敌视那些不与我们交好、往来或结盟的人民,但他们会主宰原本属于我们却落入他们手中的东西,这种转变意味着自由民成了奴隶,如此一来,他们会以主人的身份对待我们,就像我们现在以主人的身份对待他们一样。”这是法学家庞波尼乌斯所说的一段话。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罗马民法》的沉重压力。《君士坦丁法》明确规定,地位低下者与高贵的人结婚所生的子女,一律是私生的;这一法律还认为,如果一位妇女是经营店面的[1015],那就是与奴隶、酒馆女主、女戏子、妓院老板的女儿以及接受惩罚上场决斗者的女儿没有差别。罗马的古老政治制度是这种法规的源头。
据我所知,持有“商业在这个世上最有用”和“罗马这个国家是世上第一治国”这两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鼓励并提高商业地位这种事,在这些人看来罗马人肯定做过,事实却是很少有人问津。
第十五节罗马人与蛮族的贸易
罗马人建立起来的那个帝国,地跨亚、非、欧。这个帝国有许多个部分,这些部分之所以有可能结成一体,要归功于各族人民的软弱,还要算上发令者的暴烈。在罗马当时的政策,如果一个国家还没有被罗马征服,罗马就不跟它打交道。罗马人担心,这个国家会学到他们在战争中获胜的本领,结果,罗马人本来有手段可以致富,自己却忽视了。与蛮族的一切贸易往来都被他们制定的法律禁止和根绝了。瓦林斯和格拉提亚努斯说:“就算蛮族只是想品尝一下葡萄酒、食油或其他饮料,也不准任何人提供给他们。”[1016]格拉提亚努斯、瓦伦梯尼安和狄奥多西又补充[1017]道:“也不许给他们黄金,还要动用心思巧妙地获取他们已有的黄金。”不准运输铁,如有违反者,一律处死[1018]。
图密善下令把高卢的葡萄树从土里拔出来,究其原因,很可能是这个胆小的君王考虑到意大利曾因葡萄酒而招致蛮族,于是高卢也会有这样的遭遇。[1019]然而,普洛布斯和尤里安又下发了重新栽种葡萄的命令,这应该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畏惧蛮族。
据我所知,蛮族在罗马帝国日渐衰落时就开始强行让罗马人开设与之通商的商埠了[1020]。
第十六节罗马人与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
罗马人的对外贸易,几乎只限于“快乐的阿拉伯半岛”[1021]以及印度。海洋和森林给阿拉伯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又用少买多卖的手段把邻国的许多黄金白银[1022]揽入自己国土。奥古斯都知道了阿拉伯人很富足之后,决定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非敌即友[1023]。受奥古斯都的派遣,埃留斯·加卢斯从埃及出发前往阿拉伯半岛,到了那里,他看到了阿拉伯人民一副自在、懒散、缺乏尚武精神的样子。他总共折损了七个士兵就打了几场胜仗,包围并拿下了一些地方。然而他的军队最终还是覆灭了,因为向导背叛了他,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劳师远征、气候失调、饥渴、疾病和指挥失误。
为得到他们的商品,他只好用黄金、白银来换,这其实是在跟阿拉伯人做生意,和其他民族没有什么两样。阿拉伯人的贸易模式,在今天依然是用黄金、白银来交换商品。有一笔数量超大的黄金、白银,是阿勒颇的商队和苏伊士的王家商船带过去的[1024]。
阿拉伯人注定要经商,而不能打仗,这是造物主为他们规定的命运。然而,来到帕提亚人和罗马人领土的边界时,这些自在的民族却开始帮助帕提亚人和罗马人。他们做生意的天赋是埃留斯·加卢斯发现的,穆罕默德发现了其打仗的本领。分得了穆罕默德热情的阿拉伯人,转而开始征服其他民族。
罗马人在印度进行了规模相当大的贸易。罗马人派往印度的船只数目,根据斯特拉波在埃及的了解是[1025]一百二十艘。罗马人同样用自己的白银扶持着这种贸易,每年会把五千多万的小银币运到那里。而普林尼则指出[1026],罗马人翻价百倍,把从印度运回的商品卖给罗马本土。不过,这个数字在我看来太过泛泛了;假定利润真的如此丰厚,那这种生意的最后结果是大家都没有钱可赚,因为会有无数人纷纷争着抢着去做。
值得研究一下罗马人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做生意是不是真的能够获利。为维持这种生意,罗马人必须不断运钱币到那里,但他们的白银储备不够充足,因而会中止。我们因为有美洲的白银,这种补充不会中断。我相信,正是由于不断向印度运送银币才造成了白银的缺乏,而后者又促使他们提高货币的法宝价值,因而铸造了含有极少白银的铜币。况且,翻价百倍在罗马出售印度的商品,并不能让罗马帝国富裕起来,因为说到底是罗马人在赚自己的钱。
另外,它还能使罗马人扩大其对外势力,因此航海业借以扩大。更何况,它所产生的新产品,对国内贸易、工艺技术乃至整个工业都有促进和支持作用;公民的数量会随着谋生手段的增加而增加;还有,讲究奢华的风尚也是新贸易的结果。已有实例表明,一人执政的政体能够从奢华风气中得到好处,多人执政的政体却会因它丧命;一个共和国将在新贸易形成的那天解体。罗马城的财宝,是它从全世界收敛来的,就应该有一种东西使这些财富重新分配到全世界,因此,罗马必须要出现奢华风气。
斯特拉波有一个很难理解的说法。他说,对比在印度的贸易,罗马人远超埃及国王[1027],可是,印度贸易对国王来说几乎就是近在眼前的,如果说不精于商业的罗马人超过了埃及国王,也只是投入的精力更多。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个说法。
对印度的海上贸易,是埃及国王在亚历山大死后开始进行的。罗马帝国最东部的行省,由叙利亚诸王操控,因此,印度也由他们来管辖;我在本章第四节中提及的走陆路和内河两种路线的贸易,就由叙利亚诸王维持。这种贸易能够方便地维持,有些地方得益于马其顿人所建立的殖民地。进一步说,欧洲与印度的交流,如此一来既可以通过埃及,也可以通过叙利亚。叙利亚王国的分裂瓦解和巴克特利亚王国后续建立,丝毫没有危害到贸易。托勒密有一段[1028]引自提尔人马里诺斯[1029]的话:在印度,马其顿的商人曾发现一些东西,并完成了国王们远征时未完成的的伟大事业。托勒密的著作[1030]告诉了我们一件令人惊奇不已的事:这些商人的脚步,从石楼一路抵达了塞拉,中国东北部有一个极偏僻的商埠,竟然也被他们发现了。在叙利亚诸王和和巴克特利亚诸王执政时期,印度河——奥克苏斯河——里海这条路线,是印度南方商品到达西方的路线;石楼——塞拉和其他商埠——幼发拉底河,是更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商品到达西方的路线。北纬40度是这些商人之商路的摆动中心线,中间穿过了中国西部的一些地区。在那时,鞑靼人的铁蹄还没有波及那些地区,因而其治理情况比今天好。
埃及的海上贸易并没有随着叙利亚陆上商业的发展而增长许多。
帕提亚人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罗马人征服埃及的时候,正值帕提亚人的帝国兴盛和极力扩张领土的时候。这样一来,罗马与帕提亚就成了对手,为了得出谁应该在埃及生存下去——而不是为了争抢在埃及的霸权——的答案,双方展开争斗,谁也不肯示弱。这两个帝国的中间地带根本不会有贸易,因为都没有建立交通,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变成荒漠,但双方依然握紧手里的武器。在野心、忌妒、仇恨和习俗的阻隔下,一切往来都不存在。在过去,东、西方之间有许多条商路可供贸易往来,现在只有一条保存下来。亚历山大里亚此时能够得到发展,是因为它是唯一的商埠。
关于国内贸易,我想说其主要项目是小麦,运来小麦的目的是为了填饱罗马人民的肚子。小麦这项贸易,倒不像是商业活动,更像是一项政府事务。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如果比较警觉,帝国可能就更安全,因此,政府赋予了这些商人某些特权[1031]。
第十七节西罗马灭亡后的贸易
被侵略对罗马帝国来说是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贸易被彻底毁坏是这场灾难的一个后果。最初入侵时,蛮族只认为贸易是可以抢掠的,在罗马安身之后却没有关注更多,因为他们认为贸易跟这个被征服民族的农业和其他行业一样。
很快,欧洲几乎一切的贸易都消失不见了。各个地方都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完全没有感觉到没有贸易的不方便。
西哥特法有一项规定表明商业在被征服地区的落后情况。该规定是,个人可以私自占用大河河床的一半,另一半留给渔民和船民用,供他们撒网和航行。
我们已经知道,外来户遗产充公法和遇难船法[1032]是不合情理的,它们就是这个时期制定的。当时的人杜绝了自己公正或人道地对待外邦人的必要,原因很可能是,他们觉得,关于公民法,他们没有任何与外邦人交流的必要。
有些人民居住在狭窄的北部地区,他们觉得一切都是外来的;有些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认为一切都是财富的来源。狭长且到处都是礁石的海岸,是他们在战争获胜之前的居住地,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就是这些礁石。
为全世界制定了法律的罗马人制定的遇难船法[1033],也是十分仁义的。该法规定,如果是遇难船,沿海居民一律不准劫掠,税务机关也不得大肆征税[1034]。
第十八节一项特殊的规定
如果一个地方混合居住着不同民族的侨民,就需要确立一种使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国家法律之下的习惯。在这一需要的基础上,西哥特法有一项规定——从大海之外的国家过来的商人,在处理内部争执的时候,可以听从自己国家的法官,依据自己国家的法律。可见西哥特法对贸易也不是一无是处,该项规定就是有利的[1035]。我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确立这一习惯的必要性。
第十九节颓败的东罗马帝国的贸易
新兴的伊斯兰教信徒很快发动了征战,随后,这些征战分裂了罗马帝国。埃及君主不再从属于罗马,与印度的贸易照旧维持。其他所有国家的财富都被埃及吸收了,因为印度的商品由它操控着。当时权势最大的君主,是埃及的苏丹。苏丹调动强大的兵力,控制狂热而一往无前的十字军的过程,都有史书记录在册。
第二十节贸易摆脱蛮族束缚进入欧洲的过程
西方蒙昧时代的才子,包括那些迎接并酷爱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善于思考的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成了神学院修士们寤寐思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息贷款的说法[1036],也为他们所知晓。其实,《福音书》已经说明了有息贷款的来龙去脉;这些哲学家对有息贷款加以谴责,不管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经商者的不可信,由于这些人加给他们的卑贱而加重。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如果要禁止一项必须从事——按理应该准许——的事业时,就会认为该项事业中的人员是不值得信赖的。
在那时,如果一个民族已经丧失名誉,再让他们发展商业,商业很快就会被搅混,鱼目混珠的因素有可恨的高利贷、行会的垄断、特别征收的税、谋取钱财的各种不正当手段。
犹太人富裕起来的手段是敲诈[1037],这种残暴的掠夺方法,又被君主们拿来加在他们身上。这或许多少能够安慰人民,却没有缓解他们的担忧。
我们想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可以参考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国王约翰囚禁犹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剥夺他们的财富。他主持审判的方式是以惨烈的肉刑处置大多数被囚禁的犹太人:至少被挖去一只眼睛,其中有一个人,每天拔掉他的一颗牙,终于在八天之后,这个人交了一万银马克;只有极少数的人不必受刑[1038]。约克的犹太人阿隆,被亨利三世榨取了十五万银马克,其中有一万是给他的皇后的。波兰今天进行着怎样残暴的事,当时的英国有过之无不及。英国某些享有某种特权的臣民倒是很有钱,国王们却不能去压榨他们,于是转向他们根本不认为是公民的犹太人,其手法就是过度地严刑逼迫。
最后是一个让人称奇的惯例,而我们知道它是通过废除它的文件,该惯例就是:犹太基督教徒的所有财产,可由国王和贵族没收。有人提出了为这种惯例辩护的理由,但要驳斥起来,这理由真是不堪一击。有人说这个惯例是在考验犹太人,是解除魔鬼对他们的所有奴役,但从君主和贵族无权向已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征税这一事实来看,该惯例很明显是一种补偿[1039]。在那时,人的待遇和土地的待遇一样。捎带提一句,犹太民族确实在连续若干个世纪里受到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欺侮。现在给出的没收其财产的理由,是信奉基督教,不久之后,他们还要受到火刑,但理由竟是不信奉基督教。
幸好我们看到了犹太人最终找到保护财产的方法,尽管那是他们的贸易缓慢地从压榨和绝望中走出来,以及被一个又一个国家赶出国境的结果。君王们仍然都嫌弃他们,但他们携带着钱财,钱财是君王不愿放过的,因而,保护钱财的方法使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小地方可以立足。
汇票是犹太人发明的[1040]。暴力偶尔出现在以前的贸易中,有了汇票就不必再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汇票均有效,因而贸易也得以维持。还有,财产变成无形的了,哪怕最富有的商人也不例外。在任何地方之间,这些财产可以不留痕迹地汇来汇去。这样一来,神学家不能再坚持他们以前的无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说,诚信的名誉重新回到了向来被认为不可信的商人的头上。因此,我们应该进行这样的归因:是神学院修士们的可笑理论[1041]摧毁了贸易,并带来了随后的一切恶果;是君王们的贪婪使那个君王权力管辖不到的东西的确立成为可能。
事实表明,只凭借权威办事,终归是蠢笨的做法。所以,此后治国时,君王们想到了什么,就不得不表现得更聪明一些。结果,大家都把仁政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作为一条治国经验。
以前不择手段的做法,现在也开始得到纠正,而且成效一天天突显出来。要尽量做出更为温和宽大的决策。现在看来,过去的政变也只是肤浅轻薄的事件,只不过,它所造成的恐怖没能消除。
现在,利益提醒着所有人,心潮澎湃急于作恶的行为,是在干傻事。可以确信,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人是幸福的。
第二十一节发现两个新大陆时的欧洲
整个世界的卷轴在某种意义上是由罗盘打开的。在过去,人们关于亚洲和非洲只知道几段海岸,今天发现了全部;今天还多少了解了过去一点儿也不了解的美洲。
大西洋的一次航行中,葡萄牙人发现了非洲的最南端和包围它的无边大海。他们能够到达东印度,就是走的这个大海。卡蒙斯的诗集,记述了海上的风险及莫桑比克、默伦德和科泽科德的发现,令人想到《奥德赛》之妖娆和《埃涅阿司纪》之绮丽。
在这之前,威尼斯人遭到的欺侮和伤害,有许多是因为经由土耳其的印度贸易一直操控在他们手里。意大利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在好望角被发现之后就丧失了;当然,还要归因于此后的另外一些发现。甚至可以说,意大利已经没落到了世界的角落,这一状况持续到了今天。至于近东[1042]的贸易,意大利只起到辅助作用,其主要支持者是各大国在东、西两印度经营的贸易。
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贸易,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进行的。他们为印度各个小国的君主们制定了约束性的法律[1043],如今,同样来到印度的荷兰人,则把这些法律强加给了他们。
很难想象奥地利王室富有到了什么程度。查理五世的王位,先后是从勃艮第、卡斯提尔和阿拉贡那时继承过来的。于是,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世界帝国,而他成了皇帝。这个世界帝国不断扩大,一种新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更新的世界,都归他所有。
后来,两个大帝国以及其他若干大国,都被西班牙征服了。这要归功于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尽管西班牙只派了人数少得可怜——甚至一个小国也可以派出——的军队去那里。
西班牙人的发现和事业,主要是往西,而葡萄牙人同时进行的发现和事业,集中在东边。但两国还是相遇了。两国寻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这场大讼案的最终裁决是教皇为两国划定的那条著名的界线[1044]。然而,这种瓜分触怒了欧洲其他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未能享有划分的果实。东印度的葡萄牙人,几乎都被荷兰人赶走了。在美洲,有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
西班牙人最初认为,应征服新发现的地区。有些地区的西班牙人聪明,他们意识到可以在那些地区开展贸易。结果,他们在那里的行动指南,就是这观念。其中有几个国家,它们在这里成立商业公司,并由商业公司操控在这里的大权和一些遥远的国家。这种公司唯一的目的就是赚取商业利益,因此,这些公司虽然势力强大,却从属于当地国家,因而这个国家并不觉得难堪。这是一种非常棒的做法。
在以往建立的殖民地中,没有一个具有这些殖民地这样的从属地位:它们本身是从属于当地国家的,再不然,就从属于某个商业公司,而该公司是建立在当地国家上的。
建立这种殖民地,是为了在它与邻国的贸易中,提供更优厚的条件。一切利益照顾双方的原则在这种殖民地与邻国的贸易中必须遵行;不过,它们展开贸易的权力,只归宗主国所有。这些国家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只是开展贸易,不是新建一个城市或帝国。这就是确定这条原则的理由,可见它是很充分的。
欧洲的另一项基本法因此而制定出来,该基本法允许本国法律惩治任何与境外殖民地进行的贸易,因为这种贸易都被认为是纯粹垄断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判断是非,古人的法律和先例在今天已经行不通了[1045],因此不可引以为据。
还有一条法律,它允许宗主国之间的贸易,但要换成宗主国的殖民地彼此进行贸易往来,绝对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从有殖民地开始,殖民地之间就不允许有贸易。
宗主国保护着殖民地,这明显能够弥补丧失贸易自由给殖民地带来的损失。[1046]宗主国保护殖民地的手段是武力,维持殖民地的手段是法律。这就要引出欧洲关于贸易的第三项法律,那就是:一个殖民地在相应海域的航行,要在它被禁止进行贸易活动的同时禁止,除非另有条约做出规定。
治理一个国家,应该以自然法和它自己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因为国家对世界的意义,正如个人对国家的意义。如果陆地都可以割让给他国了,那么海洋自然也是可以割让的。迦太基人曾向罗马人提出要求,在某条界线的海域内,不允许罗马人航行[1047]。希腊人也曾对波斯国王提出这样的要求:两国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始终不能短于一匹马一口气所能跑出的路程。
殖民地的安全,未必会由于它远离宗主国而有所降低。当然,宗主国要对它的殖民地实施保护,有时候会照顾不到,可是,距离其殖民地同样遥远的敌国,也难以征服它们。
还有,移居殖民地的人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只能全部来自本国,因为从宗主国到殖民地路途遥远,适用完全不同的后者的气候条件,是很困难的事。迦太基人就禁止撒丁人和科西嘉人播种、培育任何常用的作物,违者处以死刑[1048];迦太基人为他们从非洲运来必需的粮食。这是为了使他们更加依附于宗主国。在今天,我们的做法也跟迦太基人差不多,不同的是他们制定了严酷的法律,而我们没有。安德烈斯群岛上的殖民地,风景极其秀美,我们没有那里可以用来贸易的物品,也不可能有。同样的,我们可以用来贸易的物品,那里也相当匮乏。
欧洲、亚洲和非洲因美洲的发现而连成了一片。在名为东印度的那个辽阔地区,欧洲用来贸易的商品都是由美洲提供的。在贸易中,白银这种金属特别有用,因为它是价值的标记;对世界大型贸易来说,作为商品的白银更是基础。最后,如今极有必要的航行是非洲之旅,因为非洲为美洲的矿山和种植园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
欧洲以前的任一发展水平,都不如今天的实力高;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欧洲的经济支出、军事参与能力和军队人数能与今天相比。有必要长期保持庞大的军队,即便它没有任何用处,最起码可以拿来耀武扬威。
杜赫德神父认为欧洲全部的内部贸易加起来也比不上中国的国内贸易。[1049]这可能是事实,除非我们的内部贸易由于外贸而有所增长。欧洲与世界另外三大洲开通贸易和航行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整个欧洲与法国、荷兰和英国开通贸易和航行的价值。
第二十二节西班牙从美洲牟取的财富
欧洲通过贸易从美洲获得了无数利益的说法如果成立,另一个说法就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西班牙通过美洲的贸易所获得的利益,比欧洲更多[1050]。令人吃惊的是,若论数量,西班牙自己拥有的黄金、白银加起来,也不如它从这个新大陆获得的多。
然而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西班牙境内,贫困景象几乎随处可见。世人都知道,继位于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曾宣布破产,而他是出于无奈。他经历了其他一切君主没有经历过的难堪:军队里怨声载道,将士为非作歹甚至发动叛乱,原因是缺乏饷银。
西班牙王国的衰落就是从此时开始的,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西班牙的财富性质。它的财富有一个内在的日益加大的漏洞,就是说,西班牙的全部财富被这个漏洞一天天泄掉。
黄金和白银虽然也是财富,却是虚拟的,或者说,它们是价值符号。价值符号的性质是,经得住时间流逝,轻易不会损坏。西班牙的金银就是这样的。然而,金银本身作为财富的价值,会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多而减小,因为它们所能代表的东西越来越少。
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之后,西班牙放弃自然财富,它开始积蓄的东西是财富符号,而财富符号是会自动贬值的。欧洲特别缺乏黄金和白银,当西班牙陡然之间获得大量金银之后,它的欲望也是空前膨胀的。然而,被征服国蕴藏着不可胜数的金矿和银矿,西班牙人从那里获取的财富,相比之下是九牛一毛。印第安人藏起了一部分金银,而且他们藏匿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害怕别人知道藏哪里了,因而费尽心机藏在密室里,印第安人则不是特别怕别人知道。他们主要是用金银来装点神庙和君王的宫殿。最后,从所有矿石里提炼金银的秘诀,他们并没有掌握;他们知道的提炼方法,只是用火来分离;他们不知道汞这种东西,更不知道提取黄金时会用到汞。
尽管如此,欧洲的白银也很快翻了一倍。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所有物品都几乎涨了一倍的售价。
裂山挖矿、发明抽水设备、粉碎和分离矿石这些事,西班牙人在美洲都做过,而且,他们强迫印第安人不分昼夜地劳动,就好像印第安人的生命不是生命一样。很快,欧洲的白银增加了一倍,西班牙人却遭到了利润减半的命运。每一年里,他们所获取的贵金属数量相等,其价钱上涨的幅度却减小一半。
白银数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翻倍,利润却减半甚至更多。其中原因是:据我估计,白银的挖出、必要加工、运往欧洲这些工序需要的花费,占总费用的六十四分之一;白银数量如果翻倍,按理那些花费所占比率也要翻倍,然而价值却减半了;黄金的命运也是这样。
随着西班牙的财富一天天下降,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其中原因就是一倍一倍发生着的变化。
西印度地区[1052]开挖矿藏的历史,至今已有两百年。发现美洲之前,世界贸易已有白银流通,至今仍然流通白银,至于前后流通量的比率,我估计大约是1﹕32,翻了五倍。两百年前,每五十担金矿石的黄金产出量为四、五、六盎司[1053],只产两盎司就意味着矿主将会赔本。两百年后的平均产出量为四盎司,这说明黄金开采业已经只能获得很少的利润了。这种推论也适用于白银,只不过,相比黄金,白银的开采能够获得多一些的利润。
丰富矿藏发现得越多,利润越高;利润消失的速度随着矿藏的丰富而加大。
葡萄牙人在巴西[1055]发现多个金矿势必会大大降低西班牙人的收益,进一步说,葡萄牙人的收益,也会因此受损。
我曾多次听到有人指责弗朗索瓦一世,说他应该听从哥伦布的建议去探寻西印度,结果却盲目地拒绝了。现在看来,他的这个决定或许是聪明的,尽管他个人没有意识到。一位丧失理智的国王曾祈求神明,让他所触摸过的一切变成黄金,结果他的生活变得极度困苦,他又只好再次祈求神明的拯救,西班牙的做法跟这位国王如出一辙。
黄金和白银作为符号的价值,由于许多国家的公司和银行先后建立起来,已经大大降低。商品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的作用,由于新兴的虚拟方式的出现而一倍倍地加速增长,该过程意味着黄金白银不值钱了,因为它们作为符号的价值已经降低了。
矿山的地位就这样被公共信贷取代了。开矿带给西班牙人的利润,同时也减少。
西班牙人商品的价格,确实由于荷兰人在东印度的贸易而有所提高。因为,荷兰人要在那里获得东方的商品,必须使用白银,这样一来,西班牙人在欧洲过多囤积商品的压力得到缓解。不但经营这项贸易的国家获利,西班牙也从中受益,尽管与该贸易之间只存在间接关系。
西班牙议会提出了一项法令,按此法令,一切在器物之上镀或镶黄金、白银的奢侈行为,一律禁止。我们若要判断这项法令如何,可以参考以上论述。另外,在荷兰各省议会上,有一项法令与此类似,它所禁止使用的是香料。
我没有针对所有矿业提出以上议论。也存在很有利的矿业,比如德意志和匈牙利的矿业。刨去成本,这些矿业的利润比较薄。而且,这些拥有数千名雇工的矿业,建立在本国境内,如此一来,囤积过多的产品就不怕没有人消费。说它们是本国的制造工厂,也是实至名归。
对于种植业,德意志和匈牙利矿业起到促进作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业则起到损害作用。
西印度和西班牙作为两个强国——前者为主,后者是次一级的[1056]——有着同一个主人。西班牙始终被西印度吸引着,因此,没有必要制定政策把主要的变成次要的,制定了也是白费事。
西印度每年接收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是年营业额,大约有五千万,这五千万当中,只有两百五十万来自西班牙。
如果一国的工业、居民人数和土地耕种的非正常税收都不是其财富的必需因素,这种财富就算不上好。西班牙国王虽是巨富,但西班牙王国是穷得可怜的,国王的大量税收来自加的斯;他不向自己的臣民索取什么,一切所需都向外国人伸手。因此,这种贸易完全不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与落败。
也有办法大幅提升这位国王的实力,只要卡斯提尔的某些省份能够把与加的斯税款相当的款项贡献给他。他如果拥有了大量财富,唯一原因肯定是国家富有起来了。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些省份能够为他提供大量钱财,也会激励其他的省份,进一步讲,各个省份就可以分担赋税以互相支持了,西班牙也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而不仅是财富的一个大型聚集地。
第二十三节问题
在西印度的贸易,西班牙既然不能自己经营,有没有更妥当的办法呢?比如交给外国。我想我不太适合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要说一点:西班牙应该采取的一项措施——大体而言是稳妥的——是尽量少阻碍这项贸易,当然,前提是国家政策不会受损。各国都把高价商品出口到西印度,意味着西印度为了换取这少量的外国货要花费大量商品,而它的商品就是黄金、白银;如果价格低廉,就是相反的情况了。因此,对西印度而言,这些国家如果长期以低价战略进行互相压制,或许将是一件好事。这一原则应该得到认真的思考。同时,西印度的安全、关税单一化的好处、重大变革可能造成的危险、可料想到的麻烦等因素,也值得纳入考虑范围。事实上,更危险的往往是那些想不到的麻烦,而不是可预料到的麻烦。
请收藏本站:https://www.bqg992.cc。笔趣阁手机版:https://m.bqg992.cc